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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耻辱“深埋”在心中

    在张连红调查的幸存者中，1925年出生的杜秀英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在接受采访之前，她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

     她说，她在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景还会出现在梦里。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时，就把门开着。我对‘脏’也特别敏感，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张连红告诉记者，后来他曾去看望过杜秀英3次，每次去他们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日本人和战争，直至老人去世。

    在调查中，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都会以各种借口拒绝他的采访。“他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

人们很难体会他们的感受

     1999年9月，张连红去采访幸存者孟秀英老人。在老人讲述了她的经历之后，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张连红说，像这样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的老人还有很多。

    “最近几年来，新闻和影视方面的记者采访幸存者的密度相当高。由于记者很少能有机会或很难去体会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他们的采访无意中加重了这些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张连红分析说。

医治创伤成为迫切课题

    “时间不等人，生命每人也只有一次。”张连红认为，虽然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得到了关注与援助，但如今社会仍未重视他们的精神创伤的治疗。对有些幸存者而言，这种精神治疗也许比物质援助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虽然现在医治幸存者的创伤属于“亡羊补牢”，但有效的“治疗”对处在精神疾病中进行苦苦挣扎的幸存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