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将鸣锣开场。不约而同，舆论话题就转到“考场舞弊”上，可见积重难返，众目睽睽呵。
政府理当顺应民意。于是就有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的谈话：将建立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考生的作弊记录供高等学校乃至将来的用人部门查询。一旦作弊，污点伴随考生终身。——不料竟也有反拨，即所谓太过严厉了，“也不考虑人家的前途了，处理总该多些人性”云云。
诸如此类，不算新鲜。想想看，这几年，几乎每一回考场舞弊案发，于作弊学子取消资格、污点官员接受处罚之际，照例就有当事的、旁观的鸣冤叫屈，无非也是“人家没坏意，就为给孩子多读点书，犯得着政府来那么狠？”
犯不着吗？如果真的是关门在家读书，你爱怎么读就怎么读，读多少科目都成，甭说“狠干涉”，就是“轻干涉”都不行——私权领地，不需要哪个政府来多此一举。此刻，政府是需要“无为而治”的。可是一旦要换个场合，欲让孩子到大学去读书，那么由于粥少僧多，事情性质就不同——世界各国，轮到淘汰性质的社会招考，都是要祭起公权，须由政府出面主持公道，“有为而治”的。不对少数违规舞弊者下狠招，就等于容忍侵犯多数守规矩者的权益，还有何公平可言？那就是政府的失职！
人性是要讲的。但是，人性须结合、服从法治，才能保障多数守法者的权益，才有公平合理，此之谓“大人性”。倘为人治服务，即听由少数人上下其手，光顾着小圈子，罔顾大圈子，只能算做“小人性”。
那么，“法治”的手，就不可以再轻一点吗？动辄判刑，或者来个“黑名单”，是否太重了点？
其实，现在对考场舞弊的处罚，无论对考生抑或官员都是失之于轻的。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考试作弊究竟如何定性缺少明确规定，所以对作弊者往往按“违规”处理。从而，各地在发现考场舞弊后，通常处罚力度都起不到警戒作用，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同。
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曾经翻查清代有关史料，既惊讶于当年考场之黑暗，“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又叹服于当时领导者对于惩治考场舞弊之毫不手软。康熙说过，如果只是“士子偶有夹带倩代者”，其弊犹小，可以从轻发落；一旦考官串通作弊，则性质严重，断不可宥。科举是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有“抡才大典”之称，最高当局丝毫不容忍有一丝掺私、舞弊。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发榜后，“苏州合城士子以新中举人多属贿买，将财神抬入府学明伦堂上”。康熙接报后怒不可遏，批示：“纷纷议论，京中早已闻知，可羞之极矣。”在他亲自督办下，将副主考赵晋等三个考官处斩，贿买举人的两个考生及另外两个往来串通之人均被流放。顺治十四年的江南乡试案，则一共处死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等十九人，另有八人在各打四十大板后携父母妻子流放黑龙江边地。晚清社会纲纪松弛，唯朝廷对科场舞弊的打击仍尽力而为。1893年，“大清”距分崩离析已不远了，前翰林周福清（鲁迅的祖父）用万两银票替五名考生行贿说情，由于所派家丁办事不密，条子一到，事即败露。于是判“斩监侯”。后经一再送礼请托，才免于一死，但也已经尝够七年铁窗风味。——孰轻孰重，比一比就能明白。无论处罚舞弊的考生还是官员，都是清代不知要比现在严厉多少倍！从流放，到满门发配，到处斩、斩监候，彼时的处罚才叫沉重！
据报载，教育部立法工作小组已于今年初将考试法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依照草案，一些考试过程中的违纪作弊、徇私舞弊行为将被视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一些团体性的恶性舞弊事件将被追究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最高可以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看来，总的趋势就是放大舞弊者的成本，让其得不偿失；势将继续加重对参与作弊者的处罚，以儆效尤。可见，日前宣布的“黑名单”措施，仍属较轻的惩治，远未到位，重手在后哩。
这不宜视作对舞弊者的“不人性”。不是的。严厉的法典，对于舞弊者说来似乎苛刻。但在另一方面，亦是有益的制约，使之知所收敛，不敢任意妄为。曾经读过这样两副清代对联，都针对试场舞弊之风。一副是姓姚的督学写来，张挂在试院门前：“科场舞弊，例有常刑，告小人毋撄法网；平生关节，不通一字，诫诸生勿听浮言。”一副是姓朱的督学悬于自家堂上：“铁面无私，凡涉科场，亲戚年家皆谅我；镜心普照，但凭文字，平奇浓淡不冤渠。”不管是出于洁身自好，还是畏惧法网，对联既以律人，又以自律，确是堂堂正正，一派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