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仍是“城市中国”的魂_文化频道

    1978年至200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变幻，中国城市文化从初起到壮大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立市”口号的深圳，在谋求着什么样的角色定位？面对本土化与全球化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城市文化又将何去何从？近日，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2008中国城市文化论坛在深圳设坛开讲。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的3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回顾总结中国城市文化的30年发展历程，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城市的历史变迁，为探讨中国城市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契机提供了新的思路。

    城市与乡村的文化“战争”

    “这是城市崛起的时代，从现在往前追溯，30年前的中国内地没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谢冕在论坛上率先发言，他以《城市书写的变迁》为题，从文学的角度讲述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与根源。谢冕说，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农耕国家，中国社会一直有一种节奏缓慢、自满自足的小农心态，历史上长期的自我封闭和拒绝交流就是这种小农心态的呈现，乡村中国形成了稳定的乡村伦理，也形成了它对城市文明的深刻误解和偏见。这也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乡村革命者在胜利之后进行了对城市目标神圣的彻底改造。“这种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对抗，突出体现在当时的文学创造上。”

    谢冕例举20世纪50年代中期萧也牧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中代表城市文化的丈夫最终改造了代表乡村文化的妻子，却遭到当时文艺评论界的批评。“当时的舆论不能理解对城市的袒护，尤其是不能理解对乡村玩弄的态度和轻蔑，它认为应当彻底改造的城市，居然原封不动，这是不能原谅的。”

    谢冕认为，乡村对城市的战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城市得到了飞速发展，迎来了“城市文明的狂欢”。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数千年的乡村文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历史真正翻开了新的一页。作为受益者，谢冕内心却从未停止对城市文明取得胜利后的隐忧。他强调，在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同时，更要关注日益失去话语权的乡村文明，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根源所在。

    广东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单世联也十分赞同谢冕的观点，他结合珠三角城市30年来的巨大变迁，提出城市化进程不应一味走国际化大都市的道路和方式，要重视对乡村文化的传承。“我们的儒家文化也是和乡村生活那种农耕文化有关系，这些都没有了，我们何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

    来自上海社科院的张炼红副研究员则主张在进行城市文化建设时，不能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作为比照性文化样本生硬地区别开来，要注意重新整合“已有的历史和现实实践里面被忽略的价值”。她认为，如果城市文化代表了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那么它所承担的责任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城市文化本身，而应该从传统底蕴中召唤中国文化的灵魂，通过继承历史形成大概念的城市文化。

    深圳可作城市文化研究范本

    “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对于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而言，深圳具有特殊的意义。”北京大学教授李杨认为，从30万人口的小城发展到有1000多万人口、影响巨大的城市，深圳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在深圳新的改革中，文化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和使命。“它是城市文化研究中非常好的范本。”

    对此，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表示，中国城市的发展和竞争已经出现了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的新格局，文化构成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决定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结合实践经验，他认为，文化有着不同的类型，“力量型的文化强调了血性，智慧型的文化则追求知识和理性，在我们看来，只有融合了这两种文化价值，才是真正健全和具有比拼力的文化”。

    王京生说，深圳市一直致力于力量型和智慧型文化的建设，并将进一步探索城市文化的新思路。去年深圳举办了市民喜爱的十大文化品牌的评比活动，其中文博会、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外来青工文化节、社科普及周等活动分别排在前五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向基层，市民可以直接参与，学到知识、得到教益，“这说明深圳人是很特殊的，或者是相对比较理性的群体，是追求理性和智慧的。这也充分反映出我们这座城市的主流价值观念。”

    据了解，深圳是最早在全国提出保障市民文化权利，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城市。对此，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者倪伟评价说，深圳已经率先迈出了实验性的步伐。他认为，谈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关注的就是要实现普通市民的文化权利，具体而言不仅是使他们享有文化设施的权利，还包括参与到文化政策的一个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决议。“只有回到以人为本、紧贴着社会层面来谈，我觉得问题才有意义。”

    “深圳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城市，是由目标来引导的城市。它原本并不是人们因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城市，这一点上它和所有的城市在发展道路上不同。”在深圳工作近20年的媒体人胡洪侠对深圳的城市内涵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也正因为此，所以深圳是现在研究城市文化当中非常好的案例。在这里可以查到建市之初的文献，甚至可以采访到目睹深圳诞生历史的见证人，你可以跟踪一个城市的发展全过程，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城市进程中文化缺位之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城市化的急剧推进，而作为城市化的一种结果，城市的崛起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活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来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戴锦华在题为《城市空间：历史的记忆与葬埋》的发言中，从北京的798艺术工厂区入手，分几个角度讨论了记述中国巨变的城市空间。她认为，“城市中国”潮流造就的一批新兴城市，其发展过程是以压缩所有历史空间为代价的，这种高度的时空压缩同时又是创造性的毁灭，把所有独特的东西都抹去了，导致似乎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觅得雷同的风景。“当我们在这样的城市中试图寻找历史的书写、历史的记忆，被资本之手抹去所有空间印痕的时候，发现的只是一片空白，随之而来的是茫然无措，是找不到故国家园的无力感，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城市文化。”

    同济大学郭春林教授对此颇为赞同，他用讲座中的经历印证了戴锦华的说法，“外国人到上海去，尤其在上海滩、南京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生在上海的人觉得没有家的感觉，这个城市不属于我们，我们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现实境遇中，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对城市传统文化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升华，以此来浸润和充盈人们焦渴的心灵。

    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尤其强调保留历史景观对城市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每一座城市在进行文化建设时都应该做好历史脉络的传承，要尽可能留住城市发展壮大过程中值得纪念的点滴瞬间，让城市的人文精神与经济发展共存，这样才能打造优质的城市文明。

    城市文化应多元化发展

    文化焦虑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城市主体意识的缺失，面对传统中国与全球化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城市文化将何去何从？对此，与会的学者们结合自身专业领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结合上海城市化过程，提出城市建设要走出“千人一面”的城市趋同怪圈。他批评说，飞速的城市化进程正如洪水猛兽般侵蚀着上海中西合璧的独特人文内核，现在上海的高楼太多了，一茬接一茬，就像农民下秧苗一样，水泥已成为森林。中国式造城运动，在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城市雷同的问题。如果把这种城市文化作为一个城市人文象征的话，是很值得质疑的。香港中文大学马杰伟教授则从跨国文化的生产与本土化角度阐释了城市，他借用“工厂”一词，既实指工厂生产的空间，亦作现代视觉与时尚生产的借喻，以标示今天时尚生活在城市中国如何被生产、传播、消费，及学习、风格化地展现了城市文化的多元面目。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多年来专注于城市文化的考察与研究，他以四川都江堰的重新规划选址为案例，讨论了城市发展的人文困境。罗岗认为，当前面临的主要情况就是文化研究面临着对城市的改造和城市自身文化传统方面的冲突。“我们各种各样的经验，怎么样才能带入到和城市经验相遇的过程中来产生一个互动和对话。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城市文化研究才能打开它的空间，城市文化研究的用途才可以在这个角度上面发挥出来。”他表示，由于城市在发展中存在历史、地域、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所呈现的面貌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对于建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共同想象，使得许多城市的文化特征呈现出趋同情况。“如何在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文化经验与保留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之间寻求平衡，呈现出自身独特的城市风格，是未来的‘城市中国’在发展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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