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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天30岁到50岁的两代中国人来说，香港，曾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存在。

　　国门打开前，作为英国在东方的最后的殖民地，这个弹丸之地简直是华人世界的奇迹：短短数十年间，它就由一个曾远逊于远东第一都市——上海的边陲渔港，一跃而成为世界级航运中心、自由贸易港、亚洲金融中心、东南亚交通枢纽、南下大陆遗民的文化飞地、东方好莱坞，南中国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香港的崛起，固然有赖于港人的勤劳、坚忍与创造力，也有因缘际会的另一面：大陆的封闭政策，使得香港成为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大陆和台湾的隔绝对峙，使香港自然变为两岸角力的中转站；东南亚各国的政局不稳和混乱，使得大量资金转移来港；还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零关税、优良的法律制度，各种因素风云激荡的结果，造就了奇迹的出现。

　　而在一水相隔的深圳河对岸，中国大陆仍然在沉睡中。巨大的落差，自然吸引了无数的广东青年，“逃港者”，成了一代广东人心领神会的特定词汇。

　　变化从1980年代开始。以广东为龙头的珠三角经济带的兴起，明显得益于香港的影响。这是一个渐进的、步步开花的过程：最先是袁庚先生主导下的蛇口开发区；然后是曾经的小渔村深圳；再是东莞、广州；进而是珠江口两岸，城市带和产业群集束炸弹一般崛起。

　　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的边远落后之地，开始超越老大哥上海，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直到今天，缺少资源、面积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广东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8。

　　这个过程，同样是香港北上的过程。

　　首先是港资北上，抢占市场，第一站珠三角，然后北京上海，继而是其他主要城市，其中最有港式风格的，是囤积地皮开发房地产。这方面以罗康锐开发上海新天地为代表。在商人和资本的带领下，香港式观念、管理制度和偶像崇拜也深入大陆，迄今为止，华人第一富——李嘉诚仍然是大陆企业家们醉心追赶的第一典范。

　　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除了港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创意产业，从2000年前后开始，金融业、律师业、会计师业、审计师业也纷纷大举北上。

　　资本和观念的流动是暗流，显而易见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喇叭裤、双卡录音机、《上海滩》、霍元甲与“浪奔浪流”、“黄蓉”翁美玲之死、《英雄本色》的小马哥、二奶——这构成了两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唱粤语歌成为时尚，“搞定”、“分分钟”等新词汇出现在北方人口语中，香港明星开始具有呼风唤雨的魔力，二线演员汤镇宗因出演《外来妹》而咸鱼翻生。如果说早期的艺人北上，多少还带有某种自傲和居高临下心理，2000年以后，更多港星意识到，北上，将是无可逃避的大势所趋。导演徐克夫妇长期定居北京；关锦鹏、文隽、叶锦添等参加内地影片和电视剧制作；周润发、梁朝伟、张曼玉等超级明星出演张艺谋的电影;扮演“周璇”的张柏芝据说拿到了电视剧女主演的最高片酬——一集25万元……

　　香港文化横行无忌，对大陆封闭的文化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以至早在1990年代后期，有着敏锐眼光和批评家犀利锋芒的京派作家王朔，挥笔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我看香港流行文化》，这是内地文化人对南方文化北上最早的警惕，充满精英心态的他甚至不无酸溜溜地把成龙的电影、金庸的武侠小说等比成“四大俗”。

　　以1997年为标志，香港北上，和台湾西进一样，将注定是一个宿命般的历史名词。从中国大陆政府坚定推行市场化改革时起，这个趋势就已经决定了：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安全的投资环境、丰厚的利润回报，对全世界而言，中国，都是一个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当中国像一个巨型磁场，吸引了全世界所有商人、企业家、政府官员、作家、记者、流浪汉、冒险家、以及普通旅游者的目光时，香港融入中国大陆，已成了一个铁律(更真切地讲，这也是香港的幸运：地利之便，同文同种，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都为香港的竞争力大大加分)。

　　1997年，对大陆而言，也许并不像1976、1992年等年份一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相反对于香港，回归以来的十年，恐怕是几代香港人刻骨铭心的十年。金融风暴、萨斯肆虐、香港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后退、失业率上升、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区位优势下降，直到近几年来，香港经济才开始复苏。当然，离黄金年代还有距离。

　　学者陈冠中在他的新书《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对香港人失落、自我怀疑、以至痛苦不安的心态有着明澈的描述——这个十年对香港人最大的心理打击是：突然之间，我们不再是无所不能了。

　　经济问题必然牵涉到文化问题。一个曾经棘手的文化现象是：“爱国”和“爱港”，“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几乎每个普通香港市民，都遇到了这一身份认同的困惑(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两者结合一体)。伴随着香港经济地位的相对后移，香港人对如何看待大陆、如何看待自己的国民身份，一定会经历兴奋、迷茫、游移甚至是彷徨的复杂情感。

　　无论怎么看待“五十年不变”，一个必然的趋势是：香港正在逐渐融入中国大陆。从一个过去全方位领先大陆，并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公民社会等各个领域有值得学习之处的英殖民地、自由的花花世界、中国大陆最南方的华人大都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与大陆的经济、文化、政治紧密度越来越强、越来越要“随着大陆起舞”的一个特区。

　　换句话说，一个北京，一个香港。一个是过去冰冷的政治之都，代表严肃、计划经济、战战兢兢，一个是充满魅力的商业大都市，感性、活力、自由、享乐、开放。过去，两者遥遥相隔，互相观察，互相打量，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北京南下了，而香港北上了。这个趋势恐怕是必然的，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内，香港，正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中国政经大共同体中的一部分。

　　几年前，香港知识界曾有过“核心价值观”的讨论，这次香港众多社会活动家、重要文化人的集体发声，除了延续1980年代中英谈判以来有关香港前途与命运的一贯讨论之外，还有着浓厚的特定时代的氛围：萨斯，经济持续低迷，民众自信心的迷茫与丧失。

　　几年过去了，这个命题的核心疑问仍然存在：在香港必须北上，中国内地已成为香港经济强大后盾的背景下，香港何以自处？香港经济的“重现繁荣”能否变成“持续繁荣”？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这不是文人伤春悲秋式的无病呻吟。在这几年中，香港公民社会的悄然发育、新闻自由的进与退、普选时间表的争执与胶着、选举制度的持续推进、多元文化的维护与尊重，都成为这一时期经济与民生话题外重要的公共议题。有人谨慎发问：经济利益的获取，是否必须要以本土价值观的过渡性妥协为代价？

　　换言之，香港之于大陆，是否应该消泯个性，丧失其已经形成的鲜明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特色，化为大中华区“泯然众矣”的一分子？

　　25年前，当中英香港归属问题谈判急弦繁管地进行时，名报人查良镛撰文提出他对香港前途的思考：自由+法制=繁荣+稳定。在他略带古典风格的政治观点里，还没有“民主”这一选项。

　　如果暂时搁置经济问题的兴衰起落，放眼更宏大的历史坐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发问：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曾互为犄角、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的两岸三地，将怎样导引大中华共同体迈向更持续的繁荣、发展与和平？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也见证了由威权政体转向民主化的台湾的民主乱象。由于政党对立，不良政客操弄政治议题造成民心分裂，社会对抗，台湾陷入空转。也许，司法独立，以及深入人心的法制文化，才是平复台湾乱局、抚慰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清凉剂。

　　是否可以这样描述未来大中华共同体的美好远景：自由+法制+民主=繁荣+和平+稳定。

　　作家钱钢写道：香港对内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有条件尝试为华人社会创造长治久安的制度：如何经由制度，让政府和市场找到各自的角色？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不容忽视的贫富悬殊问题，造福普罗大众？如何在关注民生的同时，避免福利主义民粹主义兴起、经济活力丧失？如何真正尊重思想，尊重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不让追金逐银的“中环价值”吞噬素朴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的山水环境？

　　我们想，这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以及未来的台湾可能做出的贡献。

　　船小好调头，在华人社会追寻长久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一切制度和文化的探索，无论得与失、悲与喜、教训和经验，对于尚在寻求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都将有着意味深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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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应湘：投资内地怎么会后悔呢

　　我去了好多地方，我就在想，为什么内地那么穷，每个地方的人都对管制不满，我才知道是体制不好，人的潜力不能够发挥出来

　　本刊记者 张欢 实习记者 靳颖姝 发自香港

　　站在皇后大道东合和中心64层的办公室里，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很让人有一种指点香江，纵横商场的冲动。

　　72岁的香港基建大亨胡应湘就在这里办公，和香港TVB电视剧里大亨形象非常不同的是，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工程师——大班台旁就放置着画板，一幅正在草拟的蓝图已经初现雏形。

　　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内地影响更多是在回归十年里体现出来的。但是对于胡应湘来说，30年前，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去大陆探访才是他真切感受内地的发端。

　　自此，他投资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合作)、广深珠高速公路、沙角电厂、虎门大桥、深圳罗湖、皇岗口岸……在内地投资超过510亿元人民币，被国家领导人称作是“有见识的企业家、勇敢的中国人”。

　　他开创了大陆能源建设的“沙角模式”：即国家只需提供土地、保证供应燃煤和包销60%的电，其他资金、设备、技术和建设统统由投资者负责，10年后电厂移交国家。这种模式节省了国家外汇而且近似无偿获得了一座大型电厂，为外资电厂树立了“沙角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他提出修建广深珠高速公路时，不但公司内部反对，连内地都有大批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位内地工程师朋友直言：“我们连自行车都买不起，怎么会需要高速公路呢？”20年过去了，广深高速已经成为连接穗深两地的重要经济通道，当年超前设计的六车道甚至已经很难满足需要了。

　　这种变化让胡应湘很开心，事实上，在香港他被称作是红色资本家，一直是被视为爱国爱港商人的代表。

　　他甚至不讳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其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他看过共产党人一生奋斗不懈，关心的不是个人财产，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让他深感钦佩。

　　他的很多投资是成功的，只是周期相当长。英国《投资分析》杂志说，合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纯粹的以中国为投资对象的私营公司，因此也是受中国风险影响最直接的公司。如果你对中国没有信心，你就不买他的股票。如果你有信心，就买他的股票”。在常人看来，胡应湘对大陆发展前景毫无保留的投入甚至不符合市场规律。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分析说，这种非市场因素的定义就是投资者的爱国情怀。

　　此前，他在东南亚也有很多基础建设投资，在泰国有铁路、公路配套建设、在印尼有大型电厂……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后，很多投资项目都血本无归。由此，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对内地，我的信心是永远的，即便短期钱赚得少一点。”他的信心就像他的普通话一样，你很难相信一个年过七旬的香港老人普通话可以说得如此流利。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同时，在他的名片上，名字背后是爵士的头衔，这是大英帝国授予他的。

　　和中国商人笃信的“闷声发大财”不同，胡应湘一直敢于出来讲话，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香港记者有“三个最爱”，分别是：香港东亚银行李国宝、著名练马师简炳墀，以及合和主席胡应湘。三人排名不分先后，但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性格爽直、幽默，每逢他们出场，必被一众记者团团包围。

　　他曾怒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的言论是胡说，并指有人借宗教名义发表意见，是没有智能的表现。

　　针对香港的“民主游行”，他说这不是争普选的方式，若以为游行达一定人数便争取到普选，这是有违香港奉行的法治精神，并断言这是暴民政治。如果现在推行普选，只会令香港衰十年。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现在胡应湘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修建港珠澳大桥。作为工程师和基建商人，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挑战。他为这个项目筹划了20多年。事实上，项目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和资金问题了，他直言政治博弈和财团利益才是最大的障碍。

　　就像很多华人商人一样，他也会选择把自己的事业传给自己的后代。大儿子胡文新现在已经是合和集团的总经理，在香港“二代企业家”中形象清新健康，老胡对小胡相当放心。不过对于事业他还是说，“我在外一天就做一天的工作，其他事情不管。”

　　连自行车还买不起，为什么要搞这个高速公路？

　　人物周刊：对于你个人来说，更乐意做工程师还是做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胡应湘：肯定是工程师。这个是我的专业啊，我念大学学的就是工程。做工程比较畅快，做生意就比较麻烦了。工程师做工程就是“1＋1=2”。可是做生意，不一定“1＋1=2”，就比较复杂。不过单单是个工程师，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如果我是工程师又能够利用资金，事情运作起来就更好些。

　　人物周刊：从1978年以后，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元素，尤其是在经济上。在你看来哪一点是香港对内地影响最大的？

　　胡应湘：改革开放之前的影响不是很大。当时内地粮食很缺，香港人就寄邮包回去，寄一些物资和吃的。当时差不多就停留在那个阶段。

　　当年在国内，我看到要发展珠江三角洲，有几件东西缺不了：通信系统你不能缺，打电话打不通，跑几个马拉松，希腊人就是跑这个马拉松的。如果他有电话：“我们赢了，波斯人输了。”那个士兵到今天还活着。(笑)

　　另一个是电力，没有电，有最好的机器都没有用。再一个就是运输系统。当时国内有人认为：“高速公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连自行车还买不起，为什么要搞这个高速公路？”我说，要发展经济，没有这些基本运作，是不能够起来的。你看今天的中国，从没有高速公路，买不起巨型器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四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全世界第二位。我们也可以看看，印度，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没有。

　　人物周刊：您刚才提到了三点，我注意到您至少投资了其中两点，公路建设和电力，您投资的大陆项目中，哪个是让您最有成就感的？

　　胡应湘：当然就是广深珠高速了。当时那么困难，很多人来信说：毛主席说了，我们以粮为纲，你修路就要征粮田，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如果你没有高速公路，就不能应付大量的运输，财富的产生要靠电力、生产力、人的劳动力，可是生产完后，你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怎么运进来？这个很重要。

　　人物周刊：在你所接触的内地领导人中，你最欣赏哪一位？

　　胡应湘：大部分我觉得很好。对任仲夷他们这老一辈的领导人印象更深。其实他们对外面接触不多，也不太懂经济建设，可是他们心地很好，很有远见，就只相信一件事——邓小平说的，我们要闯，要搞出一个名堂出来。

　　人物周刊：是什么最早触动你决定来大陆投资的？

　　胡应湘：1977年，(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我到北京国庆观礼，我呆了27天，好几个城市——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广州。后来78年，我自己又跑到上海，大连，我又去了好多城市，我就在想，为什么内地那么穷，每个地方的人都对管制不满，我才知道是体制不好，人的潜力不能够发挥出来。其实国内的人才和香港的人才潜力相差不多，难道从深圳过了河以后就差那么多？香港可以创造那么多财富，国内就不能？

　　这就是体制的问题。后来邓小平一提改革开放，我就明白他想做什么，我领悟到他是学日本的明治维新。

　　如果他真的要搞改革开放，那肯定成功的。日本人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人不成功？另外一个信心就是国内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结果还是穷得要命，现在换条新的路线，大部分人肯定会积极尝试新的路线。

　　我当时就是有这个信念。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不要奇怪，人的最大因素就是脑袋，中国人一点也不笨。

　　人物周刊：前30年香港对内地经济有很大影响，再往后的话，香港对内地经济的影响会体现在哪里？

　　胡应湘：最大的是金融业的影响力。香港还是走在很前面，这个优势相当相当厉害。

　　其次，是法律系统。香港的法律系统是按照英国的法律系统制定的，英国的法律从1215年开始建立起来，是全世界超前的。

　　国内的法律系统，很可惜，没有什么时间建立起来，到1911年还是《大清律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啊，也不懂法律。中国要搞法律系统，不是一天两天能搞成的，要用很多年时间才能让人明白什么是法律的本义、尊重法律、监督执法，所以从长远看，香港的法律系统肯定会对内地有影响。

　　香港有事，我有权发言的

　　人物周刊：中国有句老话叫“闷声发大财”。你对特区政府，对民主派，都有过很激烈的批评，不担心对生意造成影响？

　　胡应湘：我不管，香港有事，我有权发言的。我看到60年代，国内整天搞斗争，没有创造财富。香港这时候不搞斗争，所以香港有钱，国内穷。现在国内不搞那些了，专心搞经济、民生问题。香港现在不是了，拆个码头都要反对，什么都要反对。

　　人物周刊：你觉得香港的这些民主派对香港发展没有作用么？

　　胡应湘：香港的问题，按照基本法，是循序渐进地一步一步来，可是这下民主派却说：不，我一定要全部一次来。不是说一选举就马上一夜民主，这个是最大的错误。

　　我也很想见到一人一票，可是我不想见到明天就是这样。这样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看俄罗斯花了多长时间？它有油，有天然气，财富来得快，有办法很快解决问题。中国就是靠中国人的双手，靠劳动力来创造财富，经不起折腾。

　　人物周刊：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修建港珠澳大桥？你为这个事情呼喊了20多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胡应湘：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跟当年我修建广深高速公路时相似，各集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阻力来自香港某些财团。

　　1980年代时，港英政府当权，英国人对这个还不太关心，但是当权的华人担心内地再发生文革那样不稳当的事，怕(内地居民顺着桥)冲到香港来，他们拼命想做一个屏障。到了董建华时代，他是支持修桥的，底下有人不支持，后来曾荫权支持了，可是财团不支持。

　　如果港珠澳可以招标的话，我们会积极参加的，资金问题都不怕，我们有100%的信心。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两制”是不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胡应湘：当然是优势。香港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国际贸易方面，经验比内地多；证券市场、金融方面比内地经验丰富，可以帮国内建设筹集到钱，这个很重要，内地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能够提供什么；医药、医疗方面，香港是顶呱呱的，香港人的平均寿命全世界最高，医疗制度比较好。

　　最好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优良传统和经验，介绍到国内去，人的寿命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我不担心香港将来没有事情做。

　　人物周刊：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香港对内地的影响力在逐步淡化。你不担心香港会逐步被边缘化么？

　　胡应湘：一定边缘化，当年我投资一亿美元在广州建中国大酒店的时候，在广州就是一个巨大的投资。而现在很多大项目，最低投资是几百个亿，内地都能自己拿出来了。

　　人物周刊：70多年的人生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胡应湘：我的母亲。她没有念书，但是她教我们一定要勤劳做工，替人家服务才能够赚钱，才能够生存。再有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很高素质的大学，当时我去念书时还什么也不懂，7年以后，开始懂一点。

　　如果说还有，就是J.P.Morgan(美国巨富摩根)，他说要创造财富，一种方式是提供资金，另一种方式就是提供服务。我把它改一下，我当年在大陆又提供资金，又提供服务。

　　人物周刊：你一生中哪一项选择是最明智的？

　　胡应湘：应该是我能够有机会考到普林斯顿念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当年很有信心地去跟任仲夷、谷牧去说：中国一定要搞好运输，要搞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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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细良 从民主党幕僚到曾荫权顾问

　　政治专业化是港人治港中必须要走的路，越来越多有政治背景的专业人士会加入这个团队，可能我是先走一步

　　本刊记者 张欢 实习记者 李劼婧 发自香港

　　香港回归十年后，回归前夕曾为民主党主席李柱铭撰写口号的刘细良坐在中环特区政府总部十三楼的办公室，有了新的想法：“民主并不是万应灵丹。”

　　1985年，香港大学生刘细良第一次来内地，从成都坐车三天两夜后才能到九寨沟。路上有壮民上车，他们不会说汉话，但是却会唱汪明荃的粤语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现在，他能用流利的普通话接受采访。香港地铁内会听到普通话报站，普通话培训班的广告也随处可见。

　　23年前，刘细良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在学校的民主墙上看到了中央领导人给香港大学生的回信“用民主回归的方式来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学生会竞选时，竞选代表是以十三大为主要讨论议题。

　　一转眼，特首曾荫权顾问刘细良分析为什么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会对香港人影响如此巨大——“她的当选公开表达了国家对香港管理软权力的认同，香港人开始寻找自己在国家中的角色，以前国家透过香港看世界，现在香港只有在国家找到角色之后，才能在国际上找到地位。”

　　在他看来香港人和大陆之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过程：1980年代，香港人对祖国怀有深切感情，处在理想主义时代，“大学生们很热烈地讨论国家的前途，关心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随后，港人本土意识和自保心态渐增，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个人财富积累上。移民潮也开始大规模出现。

　　之后就是97回归到现在，“香港人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我们是能当家做主的。尽管发生了金融风暴、负资产、SARS……但是港人发现自己和内地是分不开的，开始主动去学习普通话，甚至北上利用自己的专业去求职。一直到现在对国家认同度发展到了最高的程度。”

　　伴随着这个过程，刘细良自身角色也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作助教，后经人介绍加入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进行研究工作。

　　后来因理念上不同，回归日他辞去在民主党的工作，专职投身传媒行业。先后在《壹周刊》担任执行编辑、《茶杯杂志》担任总编辑以及TOM集团香港区总编辑，负责香港地区出版业务。

　　除了负责出版业务外，他还在香港商业电台担任主持，和陶杰、梁文道、沈旭晖主持《光明顶》，他还主持另外一个节目《打书钉》。另外，在《明报》、《苹果日报》等媒体开专栏评点香江政治风云，甚至被称作是“十点钟特首”，对香港政治人物时有独到见地。

　　一直游离于香港政府体制外的刘细良在2006年初作出了令人大为吃惊的决定：加入特首曾荫权的团队，担任中央政策组专职顾问。

　　各种评论不断。面对一些指责，刘细良说自己做的一直是“专业政治”，“也希望能够在建制内看一看，深入了解权力机构是怎么运作的”

　　一年多过去了，有人评价他是曾荫权的“政治美容师”。

　　当年为民主党领袖写讲稿，到现在为特首写演讲辞。

　　时间，或许真能改变事情，事情也在改变人。

　　国家形象的转换

　　人物周刊：回归十年，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最大变化是什么？

　　刘细良：香港人有一种自我围城、划地为牢的意识形态。理想主义的年代，对中国前途好像很有希望；90年代以后有段时间对香港来说出现了互信的问题；另外，过去十年香港本身也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包括亚洲金融风暴，负资产，整个经济差不多停顿了，然后2003年出现了SARS，死了300多人。温家宝总理说这十年是“不平凡的路”。

　　还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慢慢改变了刚才说的这种关系。很多香港人北上去工作，国家的形象开始慢慢改变，不单是GDP的增长，而是整个国家的形象：软实力的出现，姚明去NBA打球、中国国家队踢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啊。

　　还有就是中国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新的城市文化，中产阶级文化。深圳的罗湖城、少年宫、书城也好，已经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香港，不论是麦当劳还是地铁站，都能用普通话跟你说话。当然在这些事情中，我想最重要的影响还是陈冯富珍出任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是陈冯富珍的当选，而不是其他的事情？

　　刘细良：香港人开始明白，我们的专业人士也可以代表国家去参与国际事务，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改变。

　　事实上有一条线我们从来没有去强调，比如说孙中山的革命，事实上也是在香港受影响的，那时候香港比较西化，外国人教他一些新的政治思想。除了辛亥革命，还有省港大罢工等等，香港跟国家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在金钱的、经济的层面。

　　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长期打算，也是看见香港在这一部分的角色，不急于收回香港，要运用这个角色。

　　90年代初有的中产阶级觉得很失望，有的移民去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然后留下来的就不讲话，就挣钱。对中国事务没有什么参与，就去当一个专业人士或者做生意挣钱。

　　陈冯富珍的当选有一个很正面的作用，就是让香港人明白你参与国家事务，不一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争取民主啊)，也可以通过正面的，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代表国家去参与国际事务。这个我觉得是十年来一个有代表性的事情。

　　十年之后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度是回归以后最高的。这是一个渐进的改革，十年期间当然有争闹，双方都有不满意的时候，但整体方向是往前的。最近的特首选举，最后的投票结果跟民调结果一样，事实上中央支持的，也是香港人支持的。

　　两任特首 几多不同

　　人物周刊：10年来香港经历了两届特首，他们面临的环境有什么不同？

　　刘细良：董建华是处于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就是金融风暴以后，要加税，还有中产阶级负资产的问题；然后就是社会改革已经开始了，又要控制开支，公共财政的问题……变成很多矛盾在一起。

　　我想他不是不知道这些矛盾的问题而是他的管制风格就是这样。他觉得是从长远来讲对香港人有意义才会做，希望长远以后有一天香港人会明白。

　　曾的风格有分别，他比较先去了解市民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他把民意当做决策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考虑，如果他跟民众意见有明显的分歧，他会去说服民众接受，要是说服不了，他会觉得可能还没有时机去实施，也会接受。

　　比如消费税，他也觉得这个长远对香港好，就推出来咨询市民的意见，可是做了半年，评估起来民众不大接受，有明显的抗拒，所以他停止推介这个消费税，公开说会考虑其他的方法。

　　人物周刊：你是说曾特首比较多考虑到民意？

　　刘细良：无论你的决策多好，市民不接受的话，都是沟通出现了失败或者不当，这对政府伤害是很大的。下一次提出新的政策，可能会更难。政治跟生意不一样，我以前写过，做生意九败一胜也可以，政治上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第一次失败的话，第二次民众可能会从坏的方向去考虑。

　　人物周刊：是不是和董建华来自商人阶层有关系？

　　刘细良：很多商界人士参与政治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只香港，美国也是，以前的财长鲁宾，也是面对同样问题。

　　很简单，就像说去收购公司，如果股价下跌了董事会炒我，证明反对派是对的。但政治不是这样，你必须说服整个团队，要去外面去跟市民沟通，说服他们接受，然后你下一次群众对你声音高的时候你推出一些比较长远的、牺牲短期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我说政治有自己的一套运作逻辑，跟商业是不一样的。

　　香港并未边缘化

　　人物周刊：你从一个反对派完全投身到权力的中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刘细良：在政治上有不同成熟的过程。在年轻的时候我想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最重要的，不会从结果去考虑，就像年轻人拍拖一样，结不结婚是不考虑的，只考虑这个拍拖的过程好不好玩，开不开心。

　　像布莱尔，牛津读书的时候还是一个摇滚青年，后来工作以后参加了工党，当律师，还革了工党的命，他采取的方法有分别的。

　　人物周刊：对一个从体制外对抗走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来讲，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刘细良：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要做专业的政治工作。事实上这在中国的文化里是不大存在的。在传统中国文化里，不重视专业的政治工作者，而是推崇一些业余的，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只要文章好，当官好不好不重要。

　　事实上香港需要专业的政治从业者，而不是纯道德上从政的人，这个是我参与政治以来反省的一个过程。

　　一个人要纯粹为了满足他自我的形象，在立法会里面肯定不会妥协，这怎么来跟人家谈判？2005年政改机会来的时候，当时曾荫权提出了一种北京可以接受，也是往前发展的选举方案，民主派完全为了道德形象而否决了。这其实是一种对抗的态度。

　　现在香港跟中央是一种正常化的关系，需要的是很专业地去处理这个关系。所以我说一种专业政治工作者阶层应该在香港出现。

　　从国家和香港的未来来讲，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政治，也不是一个以道德斗争为主的政治，我想香港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发展出一种港人治港的新风格出来，一种有包容性、有务实作风的政治。

　　人物周刊：对于香港来说政治专业化会带来什么？现状又是怎样？

　　刘细良：香港有很多议员是业余的，他可能是建筑师，或者是酒楼老板，他们有时间才去立法会开会，所以专业化不够，就好比中国文人从政，有机会做官就“出世”，做不好就归隐山林写诗作画。他永远留一个后门。在道德上否定、批判政敌，最后有一种道德胜利法，一早就准备好一种退路。

　　所以政治专业化是港人治港中必须要走的路，越来越多有政治背景的专业人士会加入这个团队，可能我是先走一步。这个也是港人治港必经之路。

　　人物周刊：港英政府留下的非常强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否压制了政党发展？

　　刘细良：殖民地管制的后果，是一个低度发展的政治体制，包括政党构建、政党的伦理、市民的投票行为、媒体的成熟与专业水平等等，97年以前都是压抑的。

　　97年之后一放，形成了议会政党，只是一个议会的政党，不是一个有全面政党功能的团体。没有英国那样的几代人形成的明显的党纲、意识形态、理想的社会蓝图。香港的不同政党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模糊的。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香港经济发达，但是其实97以前的政治与经济并不匹配？

　　刘细良：有客观条件的一面，也有其主观条件的一面。主观就是香港是一个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变成了政治的核心就在行政，香港的政务官系统是一个发展得很成熟的制度系统。

　　日本的自民党主要来自官厅，他们有很成熟的官僚系统，新加坡也是，亚洲的执政党都是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是稳定的政治力量，第二他们不会从事激进的政治改革。不好是很难做很大的改变，他们比较重视执行层面的东西，视野不够广。

　　97对香港来讲是一个再政治化的过程。官僚系统需要向外开放。所以曾荫权事实上是继承了董建华这一方面的认识：从外界吸引一些优秀的人才，混合成为一个管制的团队。

　　人物周刊：相比以前，香港对内地的影响似乎正在减少，现在内地可以绕过香港去了解世界，香港今后对内地的影响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刘细良：香港的影响力是在软权力，比如大陆和韩国很多出名的导演和演员，也都是看港产片、看无线台电视剧出身的。这也是我们对自己有信心的根据——我们的专业人员的水平。

　　面对SARS，很多台湾的医务人员跑掉，但是我们明知危险也要照顾病人。所以SARS对香港也不全是坏的影响，它使得人们看得见香港的素质在哪里。

　　为什么中央支持香港的前卫生署长去选WHO非常重要？它是公开表达了对香港这个城市管理软权力的认同。现在很多专业人士，很多的会计师、律师在中国大陆工作，将来医生也可以在中国大陆工作，虽然香港整体的影响力下降，但是在专业事务上会改变很多东西。

　　很多人担心香港边缘化，我说你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考虑的是香港在整个国家里扮演什么角色——香港在国家找到角色，就在国际上找到角色。

　　以前香港是东西方的窗口，当中国的经济体制、银行体制没有改革的时候，港商投资就很重要。香港帮助大陆参与全球贸易。现在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慢慢和国际接轨，已经成为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系，这个中介人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个中介人融入到整个国家里面，就是你先要在内地找到一个位置，才可以在国际上有一个地位。

　　中国的经济量那么大，可以有几个经济中心的。你看北美有纽约也有芝加哥。我想上海所得的未必是香港所失的，包括现在天津所得的也未必是上海所失的。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大时代。

　　3

　　 文隽 回到繁荣期是不可能的

　　连冯小刚拍的片子，都去不了广州进不了上海，何况是香港人要拍两边讨好的片子？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你不要问我如何报名参加香港电影金像奖，你先把电影拍好再说。再说，你拍电影又不是为了这个奖。”

　　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不，前香港金像奖主席，自从今年的“辞职风波”之后，他的手腕上就换了另一只手表。而在过去四年，他一直戴的是有金像奖标志的手表。

　　“我一口答应了做这个主席后，发现花在上面的时间太多了，现在卸任了，有松口气的感觉。”正好他也一直在杭州、上海间跑来跑去筹备新片《婚礼》，六月中开拍。

　　这是一个动作敏捷，作风务实，表情慧黠，性格直率的男人。香港电影很好看，他的故事可能比电影还有趣。但他“不会告诉你的”。

　　文隽熟读各类杂志，并且绝对分得清《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比记者本人更了解这个行业。如果你对某部电影露出白痴一样的表情，他毫不掩饰他对年轻人善意的失望和宽容：“你做记者才三年，我做了三十年，年轻人，有天分，够敏感，最重要的还是要勤奋，会不会记笔记……”

　　作为表率，他掏出随身带的小黑皮本，左边是“八荣八耻”，右边是黄巢的《菊花赋》，还有他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来的荤段子。他熟知坊间各式八卦，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他懂得江湖，既彪悍又细腻。

　　在一寸一寸移动的出租车上，他甚至提起幼时家贫，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却酷爱读书，发奋写文只为糊口，早上7点钟导演要剧本，晚上就要写出来……他的港式普通话既流利又诚恳，但这样的前世今生，只得一瞬间——北京的暑天太热，车流太密，时间太紧张，不适合追忆。

　　香港逼仄，文隽虽然生得身材短小，却作为监制、制片、编剧和经纪人，在充满名利是非、快意恩仇的江湖中获得好评。很多人知道舒淇当年的成功转型全赖文隽摆平，《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晓庆姐”在做头发的时候，他坐在后面听她讲起，才得以成就12年前的大导演姜文。

　　他还是《古惑仔》系列、《华英雄》等“打片”的幕后推手。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他放下当年金像奖主席的身段饰演“紫禁之巅”的搞笑的陆小凤，并且令很多学生不能忘怀《玉蒲团之官人我要》。他喜欢开玩笑，随时随地，有着生动、脱跳的表达能力。他快言快语，希望你和他一样思维敏锐，便于感同身受。在暴晒的阳光下他微微皱着眉心。他事务繁忙，远不止都市报上每月他所提供的60-70篇专栏。

　　文隽争分夺秒，不肯浪费时间，我们的访谈时段包括咖啡馆之32分40秒，出租车上的35分2秒，演播室里21分50秒，出租车上又28分13秒，最后茶餐厅之33分钟。只谈电影，不谈江湖。

　　“京广中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招待所？

　　17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天，文隽第一次北上，“那时北京黑黑的”。他也没想过，1990年之后，他会和北京结下不解之缘。

　　“1990年，你知道多敏感的日子。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愿意回来的。对我们这样的香港仔来说，祖国大陆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不可能回来的。我儿子是在加拿大出生的。那时大家都说，赶紧去加拿大生小孩子，给他将来留个后路。”

　　1990年冬天，太原的乔家大宅开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文隽所在的出版社到太原给巩俐拍“卸影集”，完事后到北京，转机回香港。到北京住的是京广中心，他心里小声嘀咕，“京广中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招待所？是不是也和太原的一样，10点以后就没电了，也没电梯的？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京广中心便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

　　“那时北京还是黑黑的。东三环都是黑黢黢的白杨树。”“我一个人，”文隽说，“在电梯里，忽然一个女仔对我露齿而笑。我知道初到北京，还没有当地人认识自己，这一定是香港人无疑了。”

　　他原本就天生好奇活泼，每到一处都会查找地图，查字典，找好吃的，好玩的地方。他于是巴巴地对女仔说，“你今天约谁吃饭吗？你无论和谁吃饭，我都跟着你好吗？”

　　女孩说好啊，等下班和经理吃完晚饭，就去卡拉OK吧。文隽没想到北京还有卡拉OK，又惊又喜。“结果一进门，十桌有四五桌叫我的名字。原来他们都是在北京工作的香港人。他们晚上坐自行车带我去北海啊，三里屯啊，充分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那时我刚好在北京筹备一个片子叫《告别紫禁城》，罗文、莫少聪演的。1991年的春天在北京筹备批文(那时电影还是协拍的)，常住在亮马河。有一天，从颐和园回亮马河的路上，天上挂着很安静的月亮。我心里想，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段历史。我在东交民巷走过，想当年溥仪就跑到这里，也是感慨颇深。我们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去看圆明园、紫禁城。我必须利用我当导演的机会，好好在大陆跑一次。”

　　“1992年我拍的第二部片子叫《狭路英豪》，这是姜文和万梓良主演，周晓文拍的，后者当时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里最有商业头脑的导演，拍过《疯狂的代价》、《秦颂》等。我参考的是美国的《午夜狂奔》，中间还在北京飞车。利用这个片子，我到内蒙古、广州、武汉跑了一圈，和姜文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我有幸是这么棒的片子的制片人

　　正是有这一段因缘，才有了刘晓庆跑到香港，为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拉投资。

　　“她在兰桂坊弄头发。她说，文隽啊……我就说，哈哈哈。”

　　“我也认识王朔，他曾经有两本书《我是你爸爸》和《动物凶猛》的繁体字版是我出版的。我认为《动物凶猛》去除文革背景后，其实是一个青春成长故事，即便在国际上也是可以被接受。我认为这个题材的故事可以拍。”

　　“我见过很多人，有些人拍电影是为了生活，有些是为了赚钱，有些是为了得到某些荣誉，我们后来看到很多拿奖的电影，心里都会很奇怪：为什么会拿奖？

　　但我觉得姜文是为了电影而生的。你和他聊天，他五句话里，有四句是在谈电影，他的才气和热情我都很认同。

　　他后来出书谈这个片子的诞生，说香港的投资人逃跑啦，还有人说，文隽在拍三级片，其实，那是他们在调侃。哪有那么容易就拍三级片呢？其实我在跑他们超预算的100%的资金。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来算了一大堆账，原本我们的预算是一百万美金，后来是两百万美金，超了100%，后来的很多钱都是我垫出来的。我都没当一回事，因为我有幸是这么棒的片子的制片人。”

　　“1995年，有两部国产片是最火，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部是《红樱桃》，听说票房都过了几千万。”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策划的《我的兄弟姐妹》与你的本色风格如《古惑仔》完全不同，明显看出你是在刻意经营——依照内地电影生产的游戏规则，精心炮制，旨在面对内地大众(见石竹青的《流年光影——香港电影：“七九新浪潮”之后》)，你同意这一看法吗？

　　文隽：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与电影创作有关的工作我都做过，什么类型的片子我都做过。我20岁出头，就给张国荣、陈百强写电影《喝彩》，也写过武侠片等各种题材的剧本，国产片我是驾轻就熟。《省港风云》、《停不了的爱》、《风云》，这样的题材都是“男盗女娼”。

　　1991年在北京拍戏的时候，听说有一个片子非常好看，观众哭得一塌糊涂，叫《妈妈再爱我一次》，卖拷贝赚了很多钱。我心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悲剧吗？我也能做得到。

　　当时我监制了《决战紫禁城》、《我爱777》等片子，我想拍一个悲剧。就有人说，不要拍，万一赔钱，这就是我们老板的悲剧了。我看过一个美国片，在冰天雪地里把弟弟妹妹送给别人家。这个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我为什么选在哈尔滨拍的原因。你要悲剧写得好，就要把这些主角写得很快乐，很开心，这样家庭分开的时候才会特别可怜。

　　1992年，香港人回大陆拍片子，都是拍武打片，不关心生活，但是我拍的《狭路英豪》讲的就是北京的公安去追击香港的大盗。我早就知道这些游戏规则。什么迎合，都没关系，我有那么笨吗？其实《我的兄弟姐妹》就是一个1991年的灵感，酝酿很久的念头。

　　很多新导演对我说，文隽，我拍这部片子，我一定要拿奖。这些都没必要的。导演俞钟就没有说这样的话。我看《我的兄弟姐妹》的样片，没有音乐，没有效果，我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最大的限制是内地电影没有分级

　　人物周刊：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是看香港电影长大，有些人就是“录像厅”一代。

　　文隽：现在香港电影在内地老百姓的心目中越来越淡出了，确实是没有一部香港电影你们是非看不可了。你们过去看录像，看电视，那时没有选择。就像我们19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也沉迷于日本的偶像。到了70年代香港就有了自己的偶像。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偶像和明星了。你们有了李宇春、蒲巴甲、新的林黛玉了。

　　有些事情不能回头。香港电影要回到80年代的繁荣期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一部香港片他们非看不可。时代已经改变了，网络世界到来了。

　　人物周刊：CEPA出台的时候，很多香港电影人都说这对香港电影发展有很大作用，这几年看来，效果怎样？

　　文隽：内地市场开放的时候，每个香港导演都在想，哇，发了，只要每个人出一毛钱，我们就发了，结果过去这么多年，符合两地口味的，成功的很少。其实你想想，连冯小刚拍的片子，都去不了广州进不了上海，何况是香港人要拍两边讨好的片子？

　　我1990年就回大陆，深入地方，读历史，看新闻，交朋友，非常八卦，如数家珍，我能把中国历史从长征一直说到建国。我了解国家，一方面有一些限制，一方面也努力在开放。当然有种种原因，步伐没那么快。

　　无厘头，武打片，古惑仔，恐怖片，怪力乱神，都是香港特色，回归后，拍电影还是有很多限制，比如不能拍鬼片。

　　我们问电影局的领导，为什么不能拍鬼片？领导说，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大部分人在农村。那些人知识程度不高，如果我们说有鬼的话，他们会相信的。这是我们一直不能够拍鬼片的原因。

　　香港在内地拍片，最大的限制是内地电影没有分级。好像8岁到80岁都能看，其实导致很多片子不能拍。如果电影局先把分级制度施行的话，这是最大的帮忙。

　　放弃两地讨好的片子

　　人物周刊：在合拍片的政策和内地市场口味的双重驱使下，你怎么看待现在的香港电影的本土性？

　　文隽：我拍过一部片子叫《我的美丽乡愁》。我的想法是，打工妹身份，女白领的身份，广州背景，两种类型的人，算是迎合了吧？可是效果不大好，档期与《英雄》同期。我的意思是说，有智慧、有想法的人都会判断错误，更何况，躲在香港炮制，加一点内地因素，这怎么能轻易成功呢？

　　其实讨好两地观众的题材，就是讨好全世界的题材。那就是大片，比如《黄金甲》、《无极》、《七剑》，古装大片，都没有本土色彩。如果又想讨好两地，又有地域局限性的话，成功的几率比较低。如果你不拍大片，能把本土色彩拍到位，就是优秀的。比如陈果的《香港制造》。但不是所有的导演都可以做到这样。

　　最近的香港片有些索性放弃了大陆的市场，返回了80、9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比如恢复无厘头的搞笑，郑中基的电影《我爱模特》、《龙威》，叶念琛的《十分爱》。内地的《疯狂的石头》，就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片子，可是它就很成功。这说明我们要放弃这种两地讨好的想法。

　　人物周刊：内地很多观众以及媒体对《英雄》这样的大片有质疑。

　　文隽：从《英雄》开始有两个突破。第一，原来中国电影在票房能得到这么一个高峰，两年5个亿，在之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之前只有《泰坦尼克号》好些。

　　第二，我们发现了音像市场是很大的。《英雄》的音像版权卖了1000多万。当年《我的兄弟姐妹》别人才给我十几万的版权费，我宁愿不卖。《英雄》就卖到了这么高的价钱。

　　现在看电影不是惟一的选择，还有网络世界，游戏，卡拉OK。如果不是大片的话，谁会去影城看电影？

　　我们可以批评大片的水平，但是对拍大片的商业模式要认可。你看《蜘蛛侠》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好，那是他们操作好。我们并不是要反对大片，而是要求大片的制作水平。我们能拍大片的导演也实在太少了。陈凯歌拍《无极》，谁又想到这是那个当年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呢？

　　人物周刊：你认为香港电影有什么优势？

　　文隽：这十几年来香港电影有些没落了。其实香港电影的影响一直限于亚洲市场，东南亚和华人地区，在国际上一直没什么优势。中国人不是英语世界，东方人在好莱坞是少数民族。

　　我们现在很容易想到巩俐和章子怡。但都是男人电影，说是女主角，其实也不大重要，她们能拍到《艺伎回忆录》，如果不是这个电影，能遇到什么样的还很难说。

　　香港电影在国际上这十年来要感谢几位优秀的人才，比如说陈果、王家卫、杜琪峰、徐克、吴宇森、刘伟强。

　　为什么某些香港电影人会受到好莱坞的重视？那是因为香港电影固有的元素，武打、动作片等。最明显的例子是袁和平到了美国拍《二十一世纪杀人网络》。包括周润发，到了美国也得走动作和功夫的路线，演文艺片如《安娜与国王》没多大影响。陈可辛的《甜蜜蜜》，很优秀的文艺片，但是不能离开华人世界，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两个大陆人跑到香港呢？

　　(实习记者郑廷鑫对本文有帮助)

　　4

　　 陈冠中 我这一代香港人

　　我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了。大陆时尚杂志的主编都去了无数次欧洲，见了无数次名设计师，我都没见过。电视剧更不用说，绝对是大陆主导。香港有优势的产业不多了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严晓霖 郑洁 发自北京

　　目光有神，气质儒雅，身上的衬衣永远有型。陈冠中身型够高大，却从不咄咄逼人。与人交流，谦逊又中肯。

　　从香港到大陆到台湾再重回大陆，从内容到经营到投资，杂志、电影、电视、音乐、图书、文化经纪，陈冠中是当之无愧的跨界王。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去了美国波士顿大学读新闻，回港后在《星报》做了七八个月记者，自己出钱办了一份当时评论说“外星人办的杂志”，便是《号外》。“我一个出版人做的事，就是把卖剩下来的杂志推着铁车去废纸场卖掉。”这是他的自嘲，是乐天的，不刺眼的。待《号外》调理出了人们的口味开始赢利后，他已转去做电影。写了部《等待黎明》，周润发拿了金马奖，再写一部《不是冤家不聚头》，萧芳芳又拿了金马奖，之后，更是香港电影黄金十年的开启。怎么会这么容易？他说只是恰逢时机，前无老人，后有来者。

　　1992年，邓小平还未南巡，他就北上来了北京，在朝阳租了套公寓当文化人聚会的客厅。他家据说是不关门的，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有酒有菜，王蒙、葛优，都来过。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复刊，打造了“大地唱片”之艾敬《我的1997》。音乐须在合适时候，才能成为经典。

　　日前他常住北京，十分惬意。

　　“北京现在是重点，是两岸三地的总站，香港和台湾常有朋友过来，与我讲许多那边的事情，我留在北京什么都能知道。”他对大势一直有敏锐判断，也从未中止过密切关注。

　　他当先知很久了。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地域，都在兴盛之前一点点进入，又都做得刚好超前一点点，许多试验性的东西或成为主流或被奉为符号，然后便离开，但即便走远也总会有人记起。

　　“其实我也做过很多不成功的事情，只是人们都不记得。”网络上能找到的资料是他曾与朋友合作办网站失败，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露自己在网络时代先知变后觉。

　　“大陆的创意产业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港台已经没有什么优势。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所以不再做事，回归文字。”

　　他在北京写作，写的却是香港，规整香港繁荣并散去的各代流派，呼唤港人多一点记忆和反思。“七一之后起码十年都不用再提香港了”，纷至沓来的回归主题约稿，写小说的计划一直搁置。

　　当然，他在北京并不只是写一写《我这一代香港人》，还要接待隔三岔五来访的香港旧识故交。他就好像一只强力泵，将香港的进京力量打入北京文化领域的各路经脉。

　　“我一直想努力营造一个粤港文化产业的共同体，香港做前端创作，广东做终端发行。粤、港加起来，实力仅次于北京，比上海都强。粤与港分开，大家都有问题。这可是9000万人的市场，抵得上两个韩国。”

　　谈笑间，一代香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娓娓道来，体现了他期待的某种 “宏大叙事”。

　　北京是非常好的时机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想到来大陆的？

　　陈冠中：1981年开始在香港做电影，差不多做了10年，这时候开始想吸收新东西。当时香港与珠三角生意来往得比较多，但文化方面的合作不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一开始是来北京，当时广东做了一个《现代人报》，我跟《中华工商时报》在谈，社长叫丁望，助手叫胡舒立。差不多谈成了。但后来还是不批。

　　我是1992年来北京的。1991年我在香港的公司收购了《明报》，公司有两帮人，一帮想去做一个新闻电视台，后来做出来叫“中天频道”，想做华人的CNN这个概念。“中天频道”因为在大陆不能落地，所以不太成功。另一批人呢，就是我了，想去大陆看看，就来了。

　　我带了钱到大陆来明确是做文化的，那个时候市场化的程度很低，像我和别人做的唱片公司，“大地唱片”，很简单，就是把新闻媒体都请来，回去写点稿子，这样就行了，全国都红起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启动我们也投了一点钱进去，请了钱钢做主编，还有朱正琳，给他们上课，讲概念，怎么做一本杂志。后来去了武汉，武汉有线电视台做了合资公司，当时批了4个有线电视台，这是其中一个，我马上就过去做。很快就收到红头文件说以后不许再做了，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又做书，儿童的动画片，教英语的，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套经济学丛书，卖得也比较好。

　　人物周刊：来大陆之后，对大陆的感受与预期有差别吗？

　　陈冠中：有比想象好的也有比想象坏的。没想到的是大陆的潜规则这么多。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项目跟出版社打交道，社长和两个副社长是和我们开会的，一开始都谈好了，但后来说不行，因为有一个副社长反对。我很难理解，你是社长，还有两个副社长跟着，怎么还有没出来的？(这个社长)他说不行就不行了，还说他出卖国家资产，很严重。

　　人物周刊：感觉你做东西快，而且都很受欢迎，有什么诀窍？

　　陈冠中：时机啊。刚来的时候请朋友吃饭，去一些比较好的潮州馆子，都很贵的，后来我觉得(这么请吃饭)大陆有尊严的文化人不太舒服的。后来我就租了一个大的公寓，里面放一张大桌子，请的阿姨是开餐馆的，晚上谁来吃饭都没问题。门基本上不关，都进来好了，里面有酒有菜，聊天，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王蒙、葛优，什么人都可以来，一个带一个，谈有什么可以做。用这个方法，很快就认识了很多人。

　　人物周刊：刚来内地时，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陈冠中：1989年之后，很多人下岗，我随便请一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中国农民报》的主编帮我做联络，还有现在《炎黄春秋》的吴思，当时帮我做研究工作。张暖忻，各种导演都会来。

　　(当时内地)杂志的做法都是很僵化的，他们受苏联的影响。与总编辑聊，除了改文字，都不知道真正的杂志内容是怎么做的，印刷不懂，成本多高也不知道。我也不是最懂的，只是比别人更早做过尝试。真的是非常好的时机。

　　我这一代香港人

　　人物周刊：你写《我这一代香港人》，“代”是按照什么划分的？

　　陈冠中：香港1970年代是一个代的出现，有些反叛的意思。香港的婴儿潮比美国晚5年，是1949年。49年开始人口膨胀，本来只有50万人，当年就有100万人从大陆过去，两年过去，到51年就有200多万人。到70年代中，这些小孩出来念大学、做事。

　　这帮人在香港长大，看的都是西方，住的地方是香港，对大陆兴趣不大。他们与父母辈的趣味不一样，从来没经历过吃不饱啊动乱啊，是比较受宠的一代。上一代是很辛苦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有衣服穿还去看电影，没有穷的意识。

　　人物周刊：你概括“婴儿潮一代”对大陆的态度是“畏”和“疑”，你的观察是怎么来的？

　　陈冠中：1970年代的香港大学生曾经有一个左倾潮，所谓“毛派”。像娶了“国宝”(伏明霞)的梁锦松。这些学生非常关心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大陆做事的，很多都是这些人。这群少数的大学知青，一直到现在都坚定地认同中国。

　　反“毛派”的那一帮谈的就是民主，谈上流社会，谈正义谈人权，后来香港的民主派，很多就是这些人出来的。他们的群体很小，大学里两派加起来，不到1/10。

　　婴儿潮一代，最关心的是念书。念完书就去工作。银行、广告公司、政府部门，升迁非常快。上级就是一个澳洲或者英联邦的人，招进来时都是刚毕业的学生，谁做得好就上去做副手，三年后外国人调走了，副手就上去。

　　举个例子，1982年帮我做《号外》的那个人，竟然有机会管一个大的电影公司。他才30岁，就管一个每年拍20多部电影，有20多个电影院，发行全世界的电影，公司叫“德宝”。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我81年入行的时候，一看，没有老人的，都是20几岁，30、40岁的人都没有。

　　人物周刊：你这一代人在学校受教育时，有没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陈冠中：这个很微妙。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很久了，他一直都要说服我，说其实香港比大陆更中国。香港管警察叫“差人”，“衙门”，都是清朝的说法，还有很多很古老的习惯和节日，放假、庆祝，新界有很多乡规民约、土地制度，英国政府都要尊重的。很多地方比当代中国还要传统一点。

　　我们念书的时候，历史书到1900年就打住不说的，但是我们要念大量的唐诗宋词，《孟子》、《庄子》，小学中学念了很多。而大陆刚刚相反，一个朋友和我说过，他1946年出生，53年上小学，小学中学从来没读过《论语》，大陆直到80年代都没有正面地读过《论语》，所以现在(于丹)才会这么红。

　　97回归

　　人物周刊：97回归的时候，是不是香港人有很多犹豫、疑问和抗拒感？

　　陈冠中：首先你要知道，大陆人到香港是49年以后大量进去的，是要离开中国大陆才去的。1950年代末60年代初，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会做邮包寄回大陆，把糖和油用布包起来，包很多层，可以做衣服，写上地址，这个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到文革时，很多尸体从珠江浮下来，每天都能看到捞起来的尸体，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都有这个阴影在。

　　84年中英谈判，虽然中央政府一直保证会遵守诺言，但很多人将信将疑，97年婴儿潮这一代带头移民的有50万人，主要是加拿大，也有澳洲，把父母带去那边住下来，然后自己再回来。

　　香港当时是经济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完全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政治保险。在国外拿到身份后，很多在97前慢慢又回来了。

　　人物周刊：10年来你在内地做过这么多的文化事业，能不能谈谈你的感受？

　　陈冠中：2000年我再来北京的时候，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了。比如说2000年的时尚杂志照片拍得还不怎么样，这几年又两回事了。而且创意程度超过港台。

　　大陆时尚杂志的主编都去了无数次欧洲，见了无数次名设计师，我都没见过。电视剧更不用说，绝对是大陆主导。香港有优势的产业不多了。

　　人物周刊：你在北京这么多年，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陈冠中：第一个，中央政府的态度，会决定很多中国的大势走向；第二，几年前我曾关注中国的民工、农民的问题，最近我比较关心中国的发展不要走向太极端，极左或者极右思想(都很危险)，我担忧这个。

　　人物周刊：你现在算是在北京定居？

　　陈冠中：定居了，以后就住在北京。在北京有人聊天，两个儿子在加拿大工作，有时会回香港，但不打算来大陆。

　　在北京平时就在家，景点啊古董啊就不用去看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接待香港来北京的朋友，基本上天天晚上都有香港人来，很多朋友在香港好多年没见的，在北京见到了。我两边的人都认识，两边的事情都知道。

　　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喜欢的是看电影，读文字，所以顺其自然地做这些东西。现在网络媒体等出来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不懂，我可能只能到这里了，就回归写东西，回归文字。

　　人物周刊：你去过这么多城市，在香港、台北、北京都长居过，那你觉得这些城市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

　　陈冠中：差别是很大的。北京是一个充满绿洲的沙漠，绿洲和绿洲是分开的，每一个绿洲只能做一个事情，完成一环再去另外一个绿洲。这在城市学上叫“孤岛型”，公共交通很没效率，距离太大。

　　香港是最紧密的城市，远远超过东京、纽约、慕尼黑，这么紧密的城市的好处就是节能，地铁很容易就连起来，走路都能去。出勤都是坐公交系统的。拥挤过头。

　　人物周刊：你怎么概括香港和北京？

　　陈冠中：北京可能不能用可爱来说它，但绝对不冷漠，北京人很随和，在街上随时可以交朋友。香港不行，香港在酒吧都不见得交到朋友，与女孩子聊两句她可能不理你，躲开了。他们只是有点防卫，害怕与陌生人交谈，怕受骗。

　　也不能用冷漠来形容香港，很多人很热心公益的，如印尼海啸，都热情捐款的。丽江地震的时候，很多香港NGO去服务，别人走了，留下来的是香港人，丽江有个碑，纪念香港的救援队。

　　香港这十年

　　人物周刊：97后大陆对香港的影响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陈冠中：97后突然如梦初醒，所谓“金融风暴”是我们自己不行，中央政府是帮我们的，不少人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大改观，印象很好，戒心也低了，觉得中央政府比较英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比对香港政府还要高。

　　当年之所以有大批移民，就是怕有大改变，但没发生。香港还是原来的香港。

　　香港人对大陆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改善。改革开放之初，态度是比较好的，但到了1989年，一下子倒退了。89之后到97比较好，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人物周刊：97回归之后就碰到金融风暴，巧合吗？

　　陈冠中：97金融风暴的根源是80年代就种下的，房地产泡沫化，炒股票，才会一下子掉得那么厉害。

　　我觉得香港没有总结好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经验，都觉得我们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我们是最棒的一个平台，低税率、法律制度，很多企业都艿阶鹬兀�结果“金融风暴”发生了，才明白这样是不行的�?/p>

　　以前行得通的方法现在不行了。香港的贫富悬殊很厉害。整天在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比如说跟广东方面铁路的连接，香港那一段到现在都没有建，说到2013年才能连起来，港珠澳大桥也做了10年。

　　1980年代我们去工业化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全世界去工业化的过程都很痛苦，像英国、美国都是很痛苦的，但香港很愉快——工厂都搬到珠三角去了，用大陆的廉价劳工，一下子赚很多钱，这些钱再回到香港，香港人就做管工做经理，多愉快啊。我们要做知识经济了，我们的股票这么好，迷信市场万能。

　　那时香港人很迷信，都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房地产涨了14倍，不用做事只要买一栋房子就对了，觉得地产不会掉，股票不会掉，明天一定比今天好，这是一代人的神话，而且十几年不破，经济一直往上冲。

　　新加坡的收入和香港很像，97的时候房地产价格才是香港的1/3，你就知道这个差别有多厉害了。

　　97金融风暴之后，危机很明显地出现了。去工业化之后，很多熟练工人找不到同样薪水的工作，本来收入很好的，现在可能去做清洁工了。

　　香港的贫富悬殊是最大的，有钱人活得很好，但也有50万家庭8000港元一个月收入，如果没有公共房子几乎活不下去的。22%的家庭，100多万人，两个人工作，8000元收入，日子怎么过？

　　之后的七八年香港政府都不敢做事了，一做事就会做坏。以前是政府不做事最好，现在明白了，政府需要做一点事情，做什么，怎么做，这个是需要讨论和监督的。

　　人物周刊：你观察这几年大陆人对香港人的态度有转变吗？

　　陈冠中：1981年的时候，电影《夕照街》里出现过一个香港人，当时挺卖座的，说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话，拿着皮包，有一点贬义。97之后，香港整个形象是往下走，大陆已经在走自主创新的路子了，不再需要借鉴香港经验，对香港的兴趣也降低了。可能每个大陆人都想去一次香港，但向往度越来越低，可能去过第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两地文化产业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刚开始电影、电视剧里都是香港那一套，现在大陆已经成熟了，主导权在大陆。大陆的人做制作人，需要什么班底首先考虑大陆，配好了再去考虑香港，与10年前倒过来了。

　　人物周刊：“粤港创意文化共同体”的创意具体是怎样的？

　　陈冠中：我的下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粤港创意文化产业的共同体。粤港要能结合，这是9000万人的市场，抵上两个韩国了，韩国这么厉害也就4000多万人。广东是唯一一个双向地区，既理解香港，又理解中国的粤语地区。

　　香港人特别是文化界人士，都不看广东，一下就看到上海、北京来了，又受气，又没人需要他们，但广东需要。广东是全国最大的民营影音发行中心，北京的产品都要拿到广东做发行，但广东人太精明了，都不做创作，没有上游的创作人，而香港人都在创作，却不知道怎么发行。香港在做前端没有通路，就近的广东就在做末端生意，两者要合起来。

　　还有语言的问题。比如说电影，香港电影现在的问题是，每年只能拍最贵的电影和最便宜的电影，最便宜的质量很低，最贵的是和大陆合拍、每年只需要十几二十部香港的大电影。大陆的电影市场吃不下这么多港片，广东人需要。

　　可以拍一些制作不是很高的中型电影，说广东话的，两广市场能收回来，别总是动辄全国发行，两广做好了，再全国发行，应该也是来得及的。

　　5

　　 翁虹 我要重新站在摄像机前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翁虹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坐时，刘伦浩眼疾手快地把一个大沙发垫塞在了妻子身后。“她总是不知道慢一点。”刘伦浩有些心疼地埋怨妻子。定居上海的翁虹这次来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因为身体原因，刘伦浩不放心她一个人出来，干脆陪同出行。

　　“背后靠着沙发垫，可以减少我腰部的压力。”翁虹解释。

　　减少腰部压力，是因为翁虹现在已怀有5个月的身孕；而且，6年前，翁虹在一次拍戏过程中出了车祸，腰部受伤，差点瘫痪，在床上躺了8个月。现在，腰部如果受力不当，旧伤就会复发。

　　“那8个月里，吃喝拉撒睡，所有事情都不能够自理。连一个十岁小孩子可以做到的事情，我都没办法做到。”最初一段时间，身体的痛苦让翁虹一夜夜无法入睡，“脑子里一片凌乱，每天就是哭。来例假的时候，痛得更不堪。那时候就想，‘我为什么会躺在这，我死掉算了。’”

　　翁虹说那是她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

　　“舞蹈专业的毕业生，却要在轮椅上过下半生，这太讽刺了，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那段日子里，翁虹给自己定下了康复计划：每天两百个俯卧撑，“非常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会享受痛。因为我要站起来，我要重新站在摄像机前。”

　　翁虹不但重新站了起来，去年9月，她还参加了上海东方卫视举办的“舞林大会”，“我对舞蹈一直有挥之不去的情结。”

　　受过伤的翁虹自嘲是“二等残废人士”，上次受伤的后果是不能弯腰，不能负重，甚至，医生建议不能穿高跟鞋。在整个参赛期间，翁虹不但穿着“海拔”颇高的高跟鞋，还跳了一曲“恰恰”——这种舞蹈对她受伤的腰是一个大挑战。“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整个大赛期间，翁虹戴着腰封坚持了下来。

　　仔细算算，早在1997年翁虹就已进入内地发展演艺事业，香港回归的十年里，她一直是香港内地两头跑。“可以说，我见证、也感受了香港和内地这十年间的变化与发展。”

　　翁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内地拍的第一部戏是《京都神探》。

　　这之前的1989年，翁虹在香港“亚洲小姐”大赛中获得冠军，同时获最佳礼仪、最上镜等奖项，从此走上演艺之路。

　　虽然以前在香港和台湾发展的很好，但翁虹清楚看到，“来内地发展是娱乐圈的大势所趋”。那段时间，翁虹经常“早上在内地，中午在香港，下午在台湾。”恨不得一天内，海陆空的交通工具全坐一遍”。

　　在翁虹眼里，在内地拍戏要比香港舒服多了。“香港的电视台好似工厂式的要赶货出来，那种操作模式真的是非人的生活。早上6点的通告，可以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2点，有时候4点。一个组拍内景，一个组拍外景，幕后工作人员可以轮流工作，可演员是无法替代的，拍完外景，马上接内景。每天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有时候几个月就这么下来。”

　　“周润发、赵雅芝、郑少秋、周星驰、梁朝伟都是这样熬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不是这样出来，张敏、邱淑贞、梁家辉，纯粹是靠拍电影。”

　　在翁虹看来，内地拍戏更加讲究品质，而且制作过程很规律，这是跟香港差异较大的地方。“如果以香港电视剧的拍摄方式，我相信没有一个内地演员可以接受，内地演员拍一个通宵，制作人都会考虑到演员的状态。可是香港不行，它有8个摄影棚，8个一定都要运作，因为它的工钱都付出去了。”

　　谈到内地与香港演员的表演区别时，翁虹有点为难地笑：“这个有点不好说。”

　　“内地有很多学习表演的专业学府，从这些地方出来的演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院派。香港的演员却大多属于实践派，没有受过任何理论上的培训，也可以说对演戏其实是一窃不通的。比如说我当初是跳舞的，是用肢体语言跟内心的爆发力表现我的情感，不是语言和眼神。

　　你看不同地方的戏，就能够了解那个地方的生活，香港肯定是以节奏取胜，内地演员演戏要讲循序渐进的思维逻辑。以前跟陈宝国合作时，他说：‘你们港台艺人在表演时很快就做出一个反应，可是我们老师教我们，这个反应给到你，你首先要进心里，再思考，再反应出来。’我说‘对不起，这样观众已经转台了’。”(笑)

　　“资深演员，他的精准度和节奏把握得很好，新人面对导演的要求时可能就会不知所措。新人有很大的危险，一部戏就定你的生死。梁朝伟、周润发、刘德华都是从打手、杀手、衙役开始的，(笑)不是一来就当主角的。”

　　进入演艺圈已近20年的翁虹，面容依然清秀。采访中，翁虹不停地抚摸肚子里的宝宝，幸福地说：“我是在告诉他，我们的聊天跟他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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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美宝 牛津博士的广州十年

　　十年里，她不搞特殊，不要特权，努力融入内地的社会民情，“我不要因为我是香港人就怎样”

　　实习记者 周璇 发自广州

　　程美宝，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十年来常住广州中山大学。教书研究之余，她最爱做的事情是在多宝路、东川路一带闲晃，流连街坊巷陌，还喜欢看全英文杂志《ThatsGuangZhou》，获取新鲜的城市生活资讯。

　　与其他港人因公务“北上”长驻内地不同，她是彻底扎根于此：拿本地工资，享受大学的福利，照广州的物价水平生活，一住就是十年。

　　成绩是斐然的。翻开她的简历，会看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优秀教师”等一连串国家级和省级奖励，还获得过“南粤建功立业女能手”称号——对于这个很“中国特色”的头衔，程美宝笑说：“听起来感觉好土，好打工妇哦。”可是她又很懂得，“这是系里工会给推荐的，所以就配合一下，毕竟他们也难做。”

　　1968年出生的程美宝，普通话流利得已听不出多少广东口音。父辈是最早从大陆去香港的一代。70年代中期，她常跟随父母回中山的乡下老家探亲。由于家中有个喜欢听大陆歌曲、看大陆电影的舅舅，耳濡目染，程美宝很早就具备了“北上”的语言优势。

　　所以，1997年刚来中大，她即可以用普通话给学生上课。至于板书，倒还是习惯了繁体字。“历史学有很多古籍资料的东西，写繁体似乎还更有感觉。”

　　取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程美宝先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担任了一年研究助理，随即萌生了“北上”念头。

　　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饱含热情又矢志不渝的程美宝，经过一番权衡，最终正式受聘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

　　来广州前，她在香港有几份兼职，一个月下来起码也有一两万收入。但刚到中大教书那会，每月只有一千多块薪水，其中还包括三百块特别津贴。而彼时同样的香港大学讲师，月薪是4万多港币，就连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也有1万多。“我有老人家要抚养，省吃俭用都很困难，所以有时也要接点活，帮香港出版社编编教材，做些兼职，赚些补贴。”

　　那段时间里，她竭力紧缩生活开支，以至于大学同学约她去香港聚会，也常常借故推辞，“吃一顿饭至少得花两三百港币，太贵了”。

　　除了薪资，其时香港大学丰沛的研究经费也是内地大学望尘莫及的。初来中大，程美宝苦于没有经费，很多英文原版资料都得趁回港之便复印带来。

　　更让她措手不及的是两地状况的迥异。有一回，程美宝在课堂上布置学生做练习，有的人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有人干脆随手撕下小纸片，大小各样的纸张都有，她就规定：每人必须准备一个好本子。系里有老师友善地提醒她：一些农村来的学生很困难，提这样的要求是否合适？

　　这件事给了程美宝很大触动，“我必须认清差异，然后去调整自己。”

　　“选择北上广州，除了地缘因素，也和研究课题有关。”程美宝所做的近现代史研究都是以广东这片土壤为模本，目前正在研究的，就是18-20世纪粤菜和粤曲的发展历史。

　　身为教授的程美宝，在内地的教学和研究都有极大的自由度，“上课没有人旁听检查，讲的内容也没人对我做限制规定”。

　　2003年，程美宝去耶鲁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虽然在香港拿护照更容易，可是规定必须要为学校服务满一定年限才能申请出去访学，并视学术成就决定，随便走开一年半年比较难，而内地体制相对灵活很多。”

　　如今，住着中大给全校教职员工兴建的最后一批集资房，想到自己在念大学前还跟外祖母挤在一张床上，程美宝很知足。“跟香港供楼比起来，内地房子便宜很多，就算贷款买房，也可以比较短时间地解决。”

　　程美宝曾经想象过如果留在香港的日子：继续做兼职，每天马不停蹄地赶场，忘记了理想，教成人班、夜间班，或者给外国学生开中国历史课，“那样的生活我还能学到什么？”

　　随着家人移民国外，程美宝已很少回香港。但在穿过广州拥挤混乱的马路，在被人问起女人四十怎么还在独身时，她会特别怀念香港——那个狭小却秩序井然、那个尊重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开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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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学生北大求学记

　　调研显示，香港年轻人对内地大学还是不太了解，少数人知道清华，知道北大的就不多了

　　本刊记者 高任飞 发自北京

　　香港的士司机高永津开车累了，常常会把车泊在路边，用手机给远在北京的大儿子打个电话。58岁的他有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小儿子在香港中文大学会计系，而老大高其宾则是北大光华学院的学生。

　　作为北京大学184名来自香港的学生之一，高其宾目前在光华学院攻读市场营销专业，下半年即将跨入大四的他经常熬夜做作业或备考，同时还正在四处寻找实习的机会。

　　据北大港澳台办公室介绍，目前该校的香港生源中，像高其宾这样的本科生有100名(占港籍生源的54.3%)，硕士生56名(30.4%)，博士生则有28名(15.2%)。总人数低于中国台湾省生源，高于澳门特区生源。

　　1997年香港回归时，这些年轻人大多还是小学生。在即将开始青年时代时，他们选择了北上求学。尽管在采访中称自己是“尴尬的一代”，既没有对英国的了解，也缺乏对大陆的感受。但未来无论怎样，这些年轻人都将成为香港发展的重要力量。

　　“有时会忘了怎么写繁体”

　　国际关系学院三年级学生饶秀玲刚来北京时，“我讲的普通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讲的普通话我也听不懂”。买手机充值卡后打电话给自动语音系统，完全听不懂里面在说什么。可一个月后，这个和气的女生已经可以把外出和同学们吃顿好的叫做“和同学出去腐败”。

　　去年进入光华学院的饶斯韬，父母均是福建龙岩人。父亲本来抱着极大的希望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但最终因家庭背景问题未能如愿考上大学，从而全家移民香港。“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他是很想我来北京读书的。”饶斯韬从小就接触简体字和普通话，因此适应起来的难度就要小得多。

　　高其宾曾经交往过的女朋友帮他度过了语言难关，现在他不仅能流利地读写简体中文，“有时候还会忘了怎么写繁体”。

　　香港学生在北上求学之前，对大陆的基础教育水平只有一个模糊概念，“知道有差距，但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的”。但来了以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感到：“在理科，比如数学、物理等方面，和内地学生的差距太大。”“看看他们中学的数学教材，我们都没有学到那种程度。不是说没能力学，而确实是在短时间里要把没学的东西全部抓起来，难度太大。”新闻系的伍嘉威说。

　　饶斯韬在香港也是会考获得4A的尖子生，但他说自己现在在班里只能排到中下游的水平，整个大一生活可简单地用两个字来形容——“辛苦”。

　　“成绩会直接影响分专业，特别是数学成绩，将直接决定你能不能被分进金融专业。我身边的同学都是理科状元啊、或者奥数金牌获得者……而且这些学生不单单学习出色，就是平常演讲、交际能力也很高。我在香港还没有碰到一大群人各方面都这么厉害的。”

　　其实这些目前觉得很“辛苦”的学生，在香港都是数一数二的尖子生，他们进入北大清华等内地高校的途径主要有三个：

　　1.传统的港澳台联考制度。“这些学生肯定都是香港比较拔尖的。因为我们的考试也比较难，所以能通过选拔的肯定也是尖子生。但跟大陆学生比起来，他们也未必是特别的尖子生了。”北大港澳台办公室的陈老师介绍。2006年港澳台联考的男状元邢滨目前就是光华学院06级的三名香港学生之一。

　　2.新兴的由北大、清华和复旦大学参与、香港华润集团赞助的“华润免试生”计划。该计划目前跨入第4个年头，如果香港的中学生能在会考时获得4A以上的成绩，便可以报名参加北大、清华或复旦的面试，一旦被录取，他们不仅不用参加港澳台联考，还将由华润集团支付他们的一切学费和生活费。

　　“他们也是选拔出来的尖子，高其宾3年前就是中学会考拿到5个A的佼佼者，成为华润奖学金的第一批获得者。

　　该项目自2004年启动，在过去三年中共资助104名香港学生，其中65人入读北大，39人进入清华，三年共投入资金750多万港币。每年，获得资助的学生可以获得3万人民币的奖学金，足以覆盖日常生活的全部费用。

　　3.香港人报考留学生考试。这种报考者往往都可能持有外国国籍。

　　今年寒假，身为北大香港文化会骨干的高其宾，组织了几十个香港同学到湖南衡阳农村支教一周，这让父亲高永津非常高兴：

　　“在这件事情上，我好欣赏他。我跟他说，你在北京这么多年，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件事。虽然好辛苦，但是好有意义，因为你不仅学习得到发展，人的品格都变得很好。这帮孩子学会了帮人，去贫困的乡村做事，我觉得再好也没有。”

　　回香港依然是首选

　　高其宾明年即将就业，从当初寻找华润奖学金的资料，到决定参加面试并最终通过，都是他自己一手决定的。

　　“在这里呆久了，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喜欢。”他曾和在香港中文大学会计系念书的弟弟讨论过未来，一直对财会感兴趣的弟弟表示：“我想学的是会计专业，相比之下，香港的这个专业就要比大陆的更好。”

　　新闻系的伍嘉威则认为：“如果内地可以一直发展，我希望能留在这里。因为现在很少有既熟悉香港文化、又了解大陆文化、还有一定人脉的人才，如果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对我来说很有好处。只不过我们学院是出了名的比较悠闲，还是实践应用的机会比较少。”

　　根据北大港澳台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已经毕业的香港学生中，大量还是选择回香港就业，在读生也有不少打算回港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郭嘉就这样计划自己的职业：“首先，两地的收入水平还是有差距的。我在大陆挣的钱，可以养活我自己，但不够养家糊口。另外，我也想尽量多和家人在一起。”

　　郭嘉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期间不断穿插着“够呛”之类的北方方言。2002年，已经考取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系的郭嘉放弃了学业来到北京，由于那一年他已错过了港澳台联考，只得当“北漂一族”，天天背着书包，辗转于人大各个教室拣自己喜欢的课听。2003年，他如愿考入人大新闻系。今年夏天，他即将毕业，本科论文题目是和热门视频网站“Youtube”相关的研究。

　　郭嘉的父母都是当年到云南支边的知青，音乐家父亲来自上海，目前做生意的母亲来自潮州，1982年全家移民香港后有了他。当他决定“北漂”时，家里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目前，郭嘉是北京2008奥组委的一名志愿者，作为极早介入奥运筹备工作的志愿者，他非常希望能够被奥组委接受为正式工作人员，因为这将为他回港就业增加一块不轻的砝码。

　　郭嘉打算在奥运会结束后回香港报考公务员，月薪两万多港币的公务员工作稳定而有保障，依然是很多香港年轻人的首选。“如果我能通过公务员考试的第一轮笔试，那么在第二轮面试时，我在奥组委的经历将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大三学生饶秀玲上个学期在中国国际电台实习后，发现“自己对于传媒的兴趣不大，写作能力不够高”，她决定毕业后回香港寻找商业方面的工作。

　　饶秀玲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学弟学妹到内地来读书，“我放假回去，跟他们说起北大，他们都说‘我情愿去澳大利亚比较便宜的学校读书，也不要去大陆读书’。我一听都觉得有点心酸。”

　　这是一个事实，据华润集团人事部负责免试生项目的副总经理李小芬介绍：“我们曾请奥美公关公司在香港做过一次市场调研，调研显示，香港年轻人对内地大学还是不太了解，有少数人知道清华，知道北大的就不多了。”

　　和大陆学生报考香港高校的“火爆”相比，香港学生到大陆求学并不流行。京港学术交流中心的邹重华介绍：“每年联考获得4A以上成绩的香港中学生有几百名，其中报考国内高校的只在百把人左右，而最后去读的就只有几十个，算少的了。”

　　相反，报考大陆高校的研究生的数量，在香港却有极快发展。作为拥有20年历史的民间组织，位于香港铜锣湾的京港学术交流中心一直是香港学生报考内地高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唯一报名点。

　　据邹重华介绍，过去五年，香港民众到内地进修的热情出现了飙升：“2000年以前，港澳人士报考读内地研究生的，一直维持在每年一两百个左右。2001年一下子到了400多，2002年有800多人报考，去年达到了1106人报名”。

　　这些报名者都需要先参加一个专门针对港澳台学生的研究生考试，合格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