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慈善富豪催生之路

    2005年年初的印度洋海啸在中国引起了慈善事业的一次小规模爆发，也激起了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讨论。2005年4月，关于两个慈善排行榜的话题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并将这一话题彻底推向台前。中国慈善事业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它的方向，仍需政府和企业共同把握。此时，一种创造多赢模式的呼声日渐响亮

　　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

　　今年的政府报告首次提出国家要“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慈善事业的两大问题——税收制度和监督体制问题还需要政府解决，只有那样，慈善事业的“春天”才能有来临的基础

    2005年4月11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民政部即将推出“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与中国十大慈善人物。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的石敏女士向记者介绍，“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捐赠免税的相关制度，这对企业和慈善事业发展都将有好处。今年的‘排行榜’是在民政部直接指导下，由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和《公益时报》共同编制。”

　　仅仅过了一天，民政部新闻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民政部不知道此事，也没有对其提供指导，而且民政部不会编制此类慈善榜单。这一否认使一些寄望于政府来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人感到失望，但同时有更多人认为，民政部的辟谣和表态值得称赞，因为这件事充分展示了民政部在运用公共权力过程中的应有理性。

　　且不论此事的是非曲直，中国慈善事业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的确已成为近来社会讨论的热点。人们希望中国的慈善事业成为缓解社会矛盾，解决中国贫富悬殊问题的一剂良药。

　　春天来临？

　　2004年确实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政府也相应调整了与慈善事业关系密切的税收政策。这一年，浙江省成立了15家慈善和公益性质的基金会。

　　而2005年，印度洋海啸激起了中国近年少有的慈善热潮。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演艺界一改以往为人诟病的姿态，开始了一次被人视为里程碑的募捐活动。

　　在一个月前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上海慈善基金会陈铁迪理事长在4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在享受春天之前，我们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数据。截至目前，中国有近200家慈善组织，而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3年，美国有各类民间慈善组织150万家，其所吸引的社会捐赠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7%至8%。但在中国，这一数字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05%。另外，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海外捐赠，比如在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

　　政府的责任

　　这些状况的形成，除了富豪自身的问题和其它的一些客观原因，长期以来，政府在慈善事业中发挥的作用也一直是社会争论的焦点。

　　对比慈善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上，政府很少直接参与慈善事业，而是通过政策的制定，特别是从财税政策入手，强化政府支持力度。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政策支持，一方面是对企业和社会成员的慈善捐献给予相应的免税待遇，承认慈善组织的独立社会地位，并对有关慈善组织或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是对个人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等。财税政策向慈善事业倾斜，表面上看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种倾斜能够带动更多的民间财力来办社会公益事业和救灾济贫事业，从而减少政府的压力和负担。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还对民间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监督。在美国，政府支持社会办慈善事业，但同时政府对慈善机构的界定及其财务活动有一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办法。根据联邦法，美国的税务局通过三种方式来监督慈善机构的动作，一是慈善机构提供的年度报表，包括年度收支明细账，其付给董事、执行官、骨干雇员和五个收入最高的员工的薪酬等等；二是通过审计慈善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审计对象每年会有不同侧重；三是通过评估对违规的慈善机构给予处罚或罚金，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取消一个组织的免税资格——这无异于将该组织判了死刑，不过这种处罚很少使用，更常见的是处以罚金，而且受到处罚的是参与违规行为的个人而非慈善机构。

　　两大问题：税收和垄断

　　目前，我国在这两个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等待解决。

　　“假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1000万元，需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0万元。如果这家企业向红十字会捐款100万元，按照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政策，只需缴纳另外900万元的所得税，即900万元的33%，297万元。两者相比，企业少缴税金33万元。”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做慈善事业，等于公民个人或企业帮助政府承担了部分社会福利责任，按理说应当获得政府的免税待遇。

　　但是，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五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许可，有权开出可以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

　　另一方面，高额的遗产税是国外富豪不愿意把钱留给后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国的遗产税制度却迟迟没有出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贺铿日前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物权法(草案)》现已进行二读，计划今年通过施行，此举为开征遗产税打下了基础，遗产税有望明年激活立法。

　　除了上述两方面问题，打破慈善事业政府垄断也是目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根据1989年颁布、1998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并对业务主管单位负责，而主管单位只能是政府机构或政府授权的机构。所以目前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主要是行政监督，“审计部门每年查一次账，进行年检，业务主管单位进行日常管理监督”，中国国情研究会副秘书长吕世杰说。但是实际上，由于内中利益纠葛，目前这种模式并没有起到令人信服的作用，包括这些有官方色彩的慈善组织自身也明白这一点，也提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

     三个中国富人的慈善心路

    “捐钱是很普遍的事，不过谁也不去申报这个。”当记者把慈善事业排行榜的问题提给在北京富人圈内以乐善好施出名的一位慈善家，得到了如此回答。

　　既然不图出名，富人“投资”于慈善事业，是持怎样一种心理呢。从记者接触的几位富人身上，依稀可以看到不同的答案。

　　慈善心为求安心

　　张缘之生于50年代，上世纪末在一座省会城市投资房地产生意“发家”，他的慈善行为主要集中在寺庙里。他刚刚为一座在全国佛教界知名的寺院出资百万，捐建一座颇为宏伟的“万佛阁”。按照这个捐款数字，张缘之有挤身中国富豪慈善榜的资格了，但显然他对于佛家的“出世”更有兴趣。

　　应记者要求，张缘之带记者去他捐款的寺中参观。这座寺庙相当幽静，也是张的“修行”场所，他在寺内被称做“居士”，经常抛下繁忙工作来这里诵经。张见到寺庙住持后，先谈起了自己最近的学佛心得“总感到有障碍，难以突破”，住持讲解了一阵佛理之后，双方谈起了“万佛阁”修建工程的进展。当住持提到资金仍然紧张时，张缘之当即提出，只要需要，他还可以再捐助。

　　张缘之告诉记者，在这座城市里，像他一样捐助寺庙的有钱人不少。据他介绍，最开始，只是为了“求平安”去寺里烧烧香，但后来就逐渐产生了学佛“遁世”的心理。被问起为什么不直接捐钱给需要的人，张认为“捐款给寺庙，效果是一样的”，捐善款给寺里能起到“今世求安心，来世求福报”的效果。

　　颇有意味的是，令张不安心的一件事是其作为主要开发商开发的离寺院很近的一个商业工程，因为拆迁问题，被当地居民告上法庭。

　　捐款为“拉关系”

　　王军在一座资源型城市从事矿产的开挖和运输生意，近年来矿产生意红火，令他“日进斗金”。据介绍，王军最得意的事情之一是在儿子结婚那天，组织了5辆美国“悍马”吉普作为送行车队，让婚礼“颇有面子”。

　　王军的捐助面也颇广，其中捐助比较多的是道路工程，城市里的几条新路都有他的捐助，很得路政机关领导好评,称王军为市里的建设“出了力，帮了忙”。

　　王军并不想介绍自己的捐款情况，还很奇怪记者“怎么知道捐款的事”。经再三询问，他介绍，捐款的原因是自己富了，要给家乡的建设出点力。但是，他身边的人的说法和他截然不同，“捐款和他的生意有关系”。

　　不过，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接受捐款和职能机关行使职能无关，也就是说，如果王军捐款是出于和有关部门“拉关系”的目的，那恐怕打错了算盘。

　　捐款为广告效应

　　孙伟是山东省某城市一个私营IT公司的老总，这家公司自建立以来，在他的辛勤工作下成长很快，孙伟的个人身家也已经颇为不菲。孙伟的“善举”是捐助了价值数额很大的办公器材给希望小学，捐助当天，这家城市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政府网站等媒体通通到场，捐助交接过程全程直播，相关部门领导授牌，很是风光。

　　孙伟坦言，这种捐款“很风光”，有做广告的效果，“能让政府为自己做广告，很值得，很有公信力”。孙伟下一步的打算是为希望工程捐电脑，他希望“市长能到场”。(应采访者要求，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改变“为富不仁”路线图

　　人们常常感叹于中国企业家的“为富不仁”和国外企业家的“乐善好施”，但是专家指出，变企业慈善活动的“利他型”为“互利型”，可能才是实现企业和社会双赢的一条捷径

    由英国人胡润出品的“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浙江企业家在上榜的50位企业家中占了18位，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胡润本人对此的解释是，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最活跃的省份，发展较早且速度较快，涌向全国各地创业的企业家也较多。与此相对应的是，2004年GDP总量超过浙江、且开放和发展更早的广东则只上榜了5人。

　　对此现象，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分析说:“不可否认有些企业的捐助纯粹是乐善好施。但从某一方面说，浙江企业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比广东的企业家要浓许多。”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后，浙江省已新批准成立15家基金会，其中4家非公募基金会。此外，民间性的慈善组织也比广东多。

　　慈善乎？广告乎？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浙江省民营资本最为活跃的温州市，作为温州市慈善总会会长的韩德文，面对胡润的排行榜却感叹道：“温州人怎么就不在温州多捐点？”

　　温州市慈善总会曾推出资助4000多名贫困学生的活动(小学生每人500元，中学生每人1000元，大学生每人3000元)，但到目前为止，只有400名结对成功，其中还包括做工作找来的4家企业。

　　事实上，温州的许多大老板都热心慈善事业，但据温州市慈善总会提供的资料，很多大老板都热衷于在外地捐款。与每年动辄在其他城市掏出几百万、几千万相比，温州慈善总会收到的几万、几十万，实在是杯水车薪。

　　一名在北方某大城市捐了100多万元的老板对记者坦陈：“我们在外打天下，办厂、投资，要获得当地政府更有力的支持，投一些钱(做慈善)是很正常的事。”

　　这些行为很多时候被指责为做秀。事实上，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企业慈善活动与做秀宣传之间关系的辩论也一直存在。但更多时候，这些“私心”是被理解与肯定的。美国波士顿大学企业公民中心的研究员迈克·布罗菲尔德认为可以认同“策略性慈善活动”——企业在捐助时，除了金钱，如果其产品和服务恰好能和受捐赠者的需要吻合，那么即使企业有公关甚至广告的目的，也是值得赞赏的。

　　互利性捐助之路

　　长期研究企业慈善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中国企业更多时候采取的是一种利他型的慈善态度，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过时的模式。

　　杨团现在倡导的是西方的互利型的捐赠。他分析说，利他模式的基本规则，其实是将公司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相对立，相分离，以公司与政府、非营利组织三大部门各执经济、政治、社会职能、各自独立为社会准则。因此，公司领导人“几乎不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事务中提出自己的专门建议，他们乐于站在幕后资助私人基金会”，多“采取现金捐赠给非营利部门，而不是捐赠产品、商业建议和公司志愿者，以免非营利机构和公司走得太近”，在决定捐赠项目时，有意“选择那些和自己的业务最小相连的领域”以防被人以利己的口实诋毁。

　　事实上，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工业化早期社会的仇富心态的产物。而这种仇富心态在当今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当社会的发展跨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之时，发达国家的公司慈善从利他走向互利，这些公司与政府、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各自独立甚至孤立转变为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战略联盟；在公司内部，捐赠的决策、管理与服务如同其他产品部门一样在公司内形成了体系。

　　杨团认为，现代社会的这种捐赠模式拥有更深的合理性，由于对公司本身有利，所以才能让公司自愿从事这些活动。他介绍说，目前，国际上，公司的慈善活动的行动规则已经改变：从公司的公司慈善家个人决策转变为公司内的职能化的体系决策；从脱离公司本体的基金会管理转变为公司内部职能部门管理以及与政府部门、社区部门的合作管理；从忽视项目评估转变为注重评估；从决策与管理相分离转变为决策与管理相联系等等。 不过，这种转变并非适合于所有的国家。“我们只能够说明欧美国家正在发生着慈善文化和捐赠模式的转变，而且，在发展道路上先行一步的香港、台湾的公司慈善范式近年来也在发生着同样趋势的变化，这也许可以证明捐赠模式的转变具有国际性，它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作用不断增长的事实密切相关”。

　　慈善是企业主要社会责任？

　　事实上，作为企业来说，慈善并不是它的主要社会责任，这由印尼金光集团登上胡润排行榜的第一位引起的争议就可以明显看出。

　　2005年，印尼金光集团以2亿多元的捐赠额(已捐赠额近1.5亿元)，荣登榜首。从1992年至今，金光集团在国内的投资累计高达60亿美元，成为在华投资最多的外商之一。他于1993年捐赠北京大学基因研究中心240万元；1995年开始捐资创建奕聪学园，目前已投入资金1857万元；1998年捐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200万美元；北京大学中华数学教育基金会80万元；设立“金光林业科学研究开发基金”1000万元；捐赠各地希望工程及教育事业600多万元等，此外，还支持广西、云南等地的扶贫事业。

　　但是，与此同时，金光集团因为在海南和云南被指毁林，破坏环境，而成为公众形象比较差的外资公司之一。金光集团中国总部公关部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也觉得很冤枉，我们捐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形象那么负面？”

　　对此，专家指出，慈善并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首要因素。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说:“如果一定要评点公司的社会责任，首先是经济责任，有效率地提供合格产品；其次是法律责任，必须遵纪守法；再次是道德责任，公司每一个成员有义务公平、公正、正确地行事；最后是慈善责任，公司通过社会公益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这就是说，慈善不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惟一的、或首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