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自愿婚检制度以来，全国的婚检率骤然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出生缺陷儿童显著增加。对于出现的这一新问题，政协委员们纷纷向大会提交提案呼吁，必须尽快采取应对措施，“婚前必检，政府埋单”。(3月6日《中国妇女报》)
说如今的婚检问题已陷入了困局一点也不过分。谈起这个话题，使我想起了一个关键词：民意。围绕着婚检到底是实行强制规定，还是实行自愿原则的问题；是继续实行自愿婚检，还是恢复强制婚检，“民意”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
在《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前，一些广州市民对是否废除婚检却看法不一，赞成者和反对者各占一半(2003年1月3日南方网)。
赞成取消婚检的人，普遍认为此举体现了“以人为本，婚姻自由”的精神，同时对取消婚检后的婚检问题坚信不移地持乐观的态度。在《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后，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重庆、哈尔滨等地对700位公众完成的问卷调查显示，就取消“结婚前必须体检”这一规定，67%的公众表示赞成；18%的公众持保留意见；15%的公众表示反对。有86%的公众明确表示，他们会自觉自愿在婚前去进行检查(2003年9月30日中新网)。
事实到底如何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的婚检率不到10%，个别地方已不足1%。(3月6日《中国妇女报》)
当困局降临时，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六成（61.4%）的人认为应该恢复强制婚检。可见，这一困局已到了急待破解的时候(3月5日《北京青年报》)。
彼也民意，此也民意，都是民意。对同一个问题，民意为何有如此大的波动？《婚姻登记条例》走到了这一步，到底应该服从彼民意，还是服从此民意？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同时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选择。
尊重民意，这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但尊重民意，不排斥对民意的提炼和筛选。民意出现波动，并不是说民意不可靠，也不是说民主意识与法制精神值得怀疑。
在特定的情境下(包括调查的局限性)，民意难免带有某种不确定性、模糊性，甚至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对民意的选择，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不只是表现在“取”某种民意，“舍”某种民意。尤其在将民意上升为国家意志时，需要在林林总总的民意中，学会运用辩证法，反复比较，反复筛选，反复论证，反复权衡，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反映广泛性，突出代表性，具有前瞻性，注重操作性。当民意变成法规法律时，要能体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
《婚姻登记条例》在施行过程中遇到波折，不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具有标本的意义。
|
中“江苏 南京 新闻”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