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或许对于一位８４岁的戏剧艺术家来说，接受采访是锻炼自己思维的好方式。黄宗江先生基本上就是如此，如今他精神矍铄，口齿清晰，思维仍很有条理。他住在六里桥附近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我打电话和他联系的时候，他一再叮嘱：“电影厂大门有士兵站岗，你进来的时候从大门的左边进。要大摇大摆地，站岗的就不会问你。你要是怯生生地，他们就会要你的证件啊身份证介绍信等等，还要登记，特麻烦。记住啊，这是考你的演技的时候。”我听说他这话跟不同的记者说了无数次。 

　　那天到了八一厂，不幸的是，我的演技根本不过关。我被士兵拦在大门外，只好给黄老先生打电话，然后把手机给士兵听。黄老先生的声音极其洪亮，每一个音都拖得很长，我站在一旁都能听见手机里的话：“我是黄宗江。这位小同志是来看我的记者，你放他进来吧。” 

　　黄宗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的活词典。他的弟弟妹妹差不多都从事与他相同的事业。像黄宗洛、黄宗英，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黄先生生性好交朋友，像曹禺、吴祖光、石挥、金山、赵丹、孙道临都是他的好朋友，而正是这些好友与他一起构成了中国戏剧电影的重要部分。 

　　当我问起黄先生的多年好友，刚去世的冯亦代先生，他不禁喟然长叹。冯先生的老伴正是他妹妹黄宗英。他说，黄宗英的身体也很不好，前不久还摔断了骨头，至今还在医院里。说到这些，老人才显出了疲态。 

　　而当我刚见黄宗江时却觉得他的声音之所以洪亮与他的状况太贴切了。我近一米八的个头站在他面前居然显得有些矮小。他好像有一米九的样子，背稍微有些弓，因此身体有些向前倾，这反倒显得他有一种气势。他自谦说身体不怎么好，腿脚不大灵便，但是我看他的眼神相当敏锐，跟年轻人没什么区别。在我们的采访中，由于我对中国戏剧电影的知识过于肤浅，他那双眼睛就会锐利而略带狡黠地看着我，仿佛在说：“年轻人，露馅了吧？” 

　　８４岁的黄宗江先生至今思维敏捷，口齿清晰。他个人的丰富经历，也浓缩了一代戏剧艺术家的历程，见证了中国电影与戏剧的珍贵时光。

　　在南开，以曹禺为榜样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黄先生的祖籍是浙江，怎么又有人说你是北京人呢？ 

　　黄宗江先生（以下简称“黄”）：我出生在北京，西单大木仓，就是一个胡同里。我父亲是浙江瑞安人。他清朝末年到日本留学，学的是电机。回来后做了最后一科的翰林。到了民国，他在北京电话局当工程师。 

　　记：你们黄家兄妹都是文艺圈中的重量级人物，我特别想知道，父亲对你们的影响大吗？ 

　　黄：我父亲１９３４年去世。伤寒。他死的时候我１３岁。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还记得他经常带我去听京戏。梅兰芳、杨小楼、龚云甫、王长林等等。我后来从事戏剧工作，应该说就是接受了那些影响。我在学校里头演京剧演话剧，甚至歌剧，我父亲都是我的忠实观众。他支持我搞这个，他给我母亲说，干脆把老大送到富连成去。富连成是当时有名的戏班。可是我天生是个破锣嗓子，没去成。 

　　记：黄先生比较正式的戏剧表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黄：那是１９３５年，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到了南开中学，高一五班。我在那里只上了两年半，就碰到“七七事变”，南开关门，我就没毕了业。可是那两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我从事一辈子戏剧电影的一个起点。 

　　记：想不到黄先生居然和周恩来是一个学校。

　　黄：周恩来比我大很多，那时候我不知道周恩来呀。后来知道他在南开的时候也是舞台上的活跃分子。但是我知道曹禺，那时候叫万家宝。他是我的榜样，那时候他的《雷雨》已经很有名了。有一次南开剧社演出根据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的《财狂》，导演是张彭春，舞台设计是林徽音。曹禺演主角，非常棒。他那时候是在别的学校教书了。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一双小眼睛闪闪发亮，盯着台下的观众：“谁偷了我的钱？是你？是你？”

　　我没能加入南开剧社，不过还是上了学校的舞台。有一次演出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我演女主角司铎克夫人。还有人写文章评价，说我的背影有如希腊女神。（笑）易卜生的戏曹禺当年也演过。他也是演女的，《娜拉》里头演娜拉，很精彩。所以又有人说我是万家宝之后南开最佳女演员。（笑）

　　在燕京 陷入少年维特之烦恼

　　记：可惜南开中学的生活太短了，不然您可记忆的东西会更多。（笑） 

　　黄：是啊。不过从中学升到大学，我的戏剧洗礼也不少啊。我１９３８年考上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很有名啦，就是后来毛泽东写的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中的司徒雷登。我到了燕京，就和同学组织了燕京话剧社。开学不久，我们就演了第一出戏，是独幕戏，叫《买卖》。我演一个把自己妹妹卖给军阀的奸商。后来演了一出大戏，《雷雨》。我演的是小弟周冲，孙道临那时候是剧务，在戏里头演一个仆人，本来我们是想他演周萍或者周冲的，但是他那时候还不成气候。不过他后来成了大明星，成了我们的主角小生。 

　　我说了，打小我就喜欢京戏。虽然是一破锣嗓子，可是还是喜欢。在燕京的时候，每个礼拜五晚上，我就换上蓝布大褂，脚蹬千层底布鞋，直奔男生体育馆底层。燕京京剧社在那里排戏。我这破锣嗓子只能唱丑戏。老生里头演过孔明鲁肃。

　　记：我在资料上看见，好像黄先生没有在燕京大学毕业？ 

　　黄：是啊，我至今没拿到学位。你知道吗？黄裳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呢。中学没读完是因为“七七事变”。燕京也没读完，是因为当时我的状态，我年轻时候喜欢出走，在燕京读书，到了三年级，我们在准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的时候，我就陷入少年维特之烦恼啦，假戏真做，收不了场，就一走了之了。

　　记：走到哪里去了呢？

　　黄：跑到上海参加了职业剧团。 

　　当水兵 我的美国女友

　　记：那您在上海的话剧团呆了多久？ 

　　黄：两年。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沦陷了。我又出走啦，到了重庆继续演戏。又过了两年，剧团里有人说可以转道印度去美国巡回演出，我就心痒啊。有一天在我的好朋友冯亦代家里碰见他的一个好朋友的弟弟，是交通大学的学生。他说起他们１００多个学生，有学航海的，有学轮机的，有学电机的，都报名参加一个叫做“中国赴美参战海军”的队伍。我一听就来劲了，到美国，还要打仗，还是海军！我高兴啊，就报了名。条件很简单，只要你报名了，身体检查没问题就可以，就这样我成了水兵。 

　　记：这段经历真是够传奇的。 

　　黄：到了美国，去了迈阿密的一个海军训练基地。什么航海、枪炮知识、救火知识等等，都得学。还在那里认识了一位肯塔基女孩。

　　记：原来更传奇的在后面。（笑）

　　黄：在基地要学英语。我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这个课我就免了。我就抽这个空到处逛，结识了一个军装女教员，叫温妮。她姓Ｂｒｏｏｋｓｈｉｒｅ，我就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白克侠。她大学的时候念的是体育系。有一次她问我周末有什么活动，我说一般会去海边的一个小图书馆看书，主要是奥尼尔的剧本。书看了，就到街上喝点啤酒。结果我周末没有去，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图书馆旁边碰见了温妮，我就知道有戏了。就这样我们开始约会了。我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以前有一个，青梅竹马的那种，当兵负伤回来，得了抑郁症，不理她了。得，我就理她吧。两个人就好上了。 

　　记：跨国恋爱当时一定是很轰动的吧，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黄：根据当时美国的《租借法案》，我们要接受美国的八艘军舰。这时我们在迈阿密训练快结束了，准备登舰了。但是我们拒绝登舰。

　　记：这是为什么？ 

　　黄：我们这些水兵因为上级贪污我们的旅费，早就有怨气了。要是一登舰，大家都分散了，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决定绝食抗议，拒绝参加接舰仪式。我是带头的一个，我记得夜里我们代表到军官那里，由我发言，还递交了集体签名的抗议书。这个抗议当然没什么作用，后来军舰回到南京，我们这些带头的挨了一次训诫，不过也没什么后话。不久我们的舰队转到古巴关塔那摩继续实习。我跟温妮就分手啦。她那个得抑郁症的男朋友理人啦。我们是长吻一别啊，到现在也没再见过。

　　记：到现在您还记得这段恋情，可见还是铭心刻骨的一段经历。你当海军干到什么时候？

　　黄：干到１９４６年我就不干了。从海外回来我已经２５岁了。一想到人家曹禺２３岁就写了《雷雨》，心里急呀。就写了一个剧本叫《大团圆》，写的是兄弟姐妹在抗日战争中有的去了重庆，有的到了解放区，有的留在了沦陷区，胜利的那天大家回到北平的故事。这个戏在北京上海都演了，还拍成了电影，可是呢，因为结尾影射要走向光明，被禁了。再后来我得了肺病，在上海躺了两年。 

　　记：那也差不多快解放了吧？ 

　　黄：是啊，解放了，我的病也好了。有一次我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找于伶，恰好碰见三野特纵文工团的团长白文在那里摆了个摊子，招人。我就莫名其妙地去填了张表，后来就成了八一电影厂的人了。本来当时我已经被内定要参加马上成立的上海电影厂的。 

　　记：看来黄先生与军队有缘啊。 

　　黄：算起来我是在军队里呆了四五十年啊。到现在还在八一厂里头。 

　　记：黄先生在八一厂主要是当编剧吧，资料上看到了一串您编剧的剧目。 

　　黄：对，做编剧。一直做到成了“美帝文化特务”，不让干了。（笑）

　　在越南 热带雨林战斗一年

　　记：为什么会得这样一个称号呢？ 

　　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上过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也不是因为我当了美国水兵，去迈阿密走了一遭，而是因为我刚从“援越抗美”前线归来。

　　记：这跟您从越南回来有什么关系？ 

　　黄：１９６４年，我和几个摄影师秘密到了河内。我的任务是随军编辑一个反映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纪录片。我们受到了胡志明伯伯的接见，踏上了胡志明小路，越过长山，到了越南南方的游击战场呆了一年多时间。我在热带雨林里患上了疟疾，打着摆子写了一本话剧，叫《南方啊南方》。到１９６６年我从前线回来，只剩下一把骨头了。等我把疟疾治好从医院出来，我的那个剧本已经被印成铅字，作为黑材料，在全军里头批判了。说我在那个剧本里头乱搞阶级关系，是一个人性论者。我当时是做了老老实实的检查的，老老实实接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我那个剧本后来给曹禺看了，他叹气说：“这不是中国人写的。外国人写不了。白写了。”（笑） 

　　当时我想啊，这个帽子起码比反革命好嘛，还在党内。慢慢地就不对了，批斗下去什么帽子都来了，什么美帝文化特务、漏网右派分子、３０年代反动文人等等。我还去申辩过，说我是３０年代反动文人确实受之有愧，充其量是个反动小孩，结果又是一顿批斗。 

　　到了１９６６年，我又被提审，说我恶毒攻击首长，首长就是江青。案情是这样的，说我借了一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给我南开的一个亲戚，里头有蓝萍（江青）的剧照。还说我当时对首长说了四个字，非常恶毒。要我老实交代。我想不起来啊，就问是不是“惟我独尊”？是不是“得天独厚”？是不是“君临天下”？都不是。文革结束后我问那个亲戚，才知道当时我说的是“夫人厉害”。（笑） 

　　记：我记得黄先生写的剧本里还包括《柳堡的故事》、《海魂》。 

　　黄：我写的剧本还有《农奴》、《秋瑾》。但是我还是认为我那个没有拍出来的《南方啊南方》是我的代表作。我还写了不少京剧剧本，像《风雨千秋》什么的，写秋瑾的，总算演出过，比较满意。我还去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教了一年多的中国戏曲、戏剧和电影。 

　　记：西方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戏剧有什么看法？

　　黄：那些学生基本不懂汉语，至于唱词道白那是更搞不懂了。所以我用英语讲，还要当场口头翻译那些唱词对白。主要讲的是京剧，先讲了昆曲《十五贯》，然后是京剧《李慧娘》。陆陆续续又放映了《白蛇传》、《杨门女将》等等。那些学生最开始是用闻所未闻来形容的。你想锣鼓声，他们听着就头疼，又没有和声。慢慢地听我讲解就能接受了，到后来还懂欣赏了。大多数学生认为中国的戏曲属于象征主义的，觉得中国古老的戏曲对爱情的刻画很有诗意，远离自然主义。也改变了那些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因为戏曲里头对女性的刻画非常尊重。

　　记：听黄先生讲您的经历真是一种享受。同时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些经历究竟是什么造成的，是运气还是性格？ 

　　黄：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运气这个问题。说到性格，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也不一定。有时候是命运决定性格。比如说当年我写的交代诋毁江青的材料，那里头说了不少她的“坏话”。江青说鲁迅逝世她抬了棺材，我说当时她算老几？我老婆说自古女人多误国，我说江青是祸水。这些交代材料真是可以让我死个十回八回的。可是这个材料到文革结束都没有给领导交上去你说这是不是命运？ 

　　个人简历

　　黄宗江，影剧艺术家、散文家。浙江瑞安人。１９２１年生。在青岛读中学时开始发表诗歌、小说、散文。１９３８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组织燕京剧社。１９４０年先后在上海剧艺社、上海职业剧团、上海金星影片公司当演员。１９４９年参加解放军。１９５８年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创作员、编剧。参加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主要有：《大团圆》、《海上风暴》、《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激战无名川》、《江山多娇》等。均拍成电影。１９７８年后写作和参加写作的电影剧本有：《悲歌》、《秋瑾》等。写作的话剧有：《安娣》、《寻梦》，京剧有：《风雨千秋》、《贺家姐妹》。曾多次应邀出访、讲学。出版有散文评论集《卖艺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