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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联赛前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冲击，是施拉普纳率领的那支国足。由于客场失利，施家军小组赛即被淘汰，但还不至于像本次预选赛这样，小组赛垫底、耻辱性的出局。在国际足联最新的国家队排名中，中国队最新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83，亚洲第10(在2006年中国队甚至一度跌至世界第103位，亚洲第15位)；而在职业联赛开始前1993年，中国队的世界排名是45位，亚洲第4。如果仅仅从成绩上来说，职业联赛14年，我们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明显的倒退。但2001年，中国队历史性的打进界杯，却是在职业化以后。也就是说，职业足球还是可以让我们进步的，问题是为何近年来，中国男足为何屡战屡败？

　　2001年打进世界杯的那批球员中，核心球员马明宇，郝海东，范志毅，江津等人都是专业时代的球员，祁宏，孙继海，李铁、李玮峰等人也是在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足球生涯，所以很多专家把2001年那次冲击成功，依然归功于专业化时代的人才培养机制；而2004年和2008年两次惨痛失败，专业时代的球员慢慢远离国足，而职业足球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球员，却是如此的不堪，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这些球员，多数是在职业联赛开始后踢球的。他们成长于浮躁的甲A时代，沾染了太多的恶习，拜金主义横行，生活方式堕落，管理和约束自我能力极差。他们既没有专业时代球员的技术和定力，又缺乏职业球员应该具备的纪律性和生活习惯。加上这一代球员多数是足校和俱乐部系统培养出来，文化学习受影响程度比专业时代更甚，代表国家队踢成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老国脚对于这批球员失去世界杯晋级机会很惋惜，同时也认为这样的结果也是事出有因。

　　国家队在天津失利之后，就有几名球员在随后的香河集训中跑到北京泡吧，言语中也把责任都推到主教练杜伊和足协身上，却没有任何自责的意思。在与澳大利亚比赛结束后，国足居然在某些管理人员的引导之下，在休息室大喊，“杜伊，XX！”这是何等荒唐的一幕。

　　福特宝，做盒饭还是大餐？全凭足协定

　　1993年国家第一次颁布《公司法》，同年中国福特宝公司正式成立。能够在国内注册带有“中国”字样打头的一家公司，本身也说明了福特宝公司的官方背景。该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是邵文忠，当年在足协开发部任职。同样在1993年，国际管理集团(IMG)与中国足协签约，负责联赛的商务开发。职业联赛最初，足协管理职业联赛，IMG负责经营和商务，而福特宝公司的角色，则是从IMG那代理甲A，甲B联赛的广告。

　　2003年末代甲A，IMG在此前已逐渐淡出中国体育市场，而中国之队的营运商ISL也在2000年破产，已存在7年之久的中国福特宝公司这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福特宝在拿到中国之队的“大单子”之前，公司旗下一些产业都是不可持续性的。ISL破产让中国足协在经济上倍感压力，但却给了福特宝难得的发展机遇，2001年十强赛的出线和2002年的世界杯，让福特宝不仅仅帮助足协渡过难关，还有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以中国之队为例，西门子签署了四年合作协议，每年赞助金额高达350万欧元，加上八家指定赞助商，每家平均60—80万美元，供应商和服务商20—30万美元，中国之队在最好的年份，每年可以赚到一个亿左右。除了西门子签下了大单子，阿迪达斯也从原来的几百万人民币加装备的合约，变成了6年5个亿的“超级合同”，再加上浏阳河、央视、新浪等合作伙伴，福特宝赶上了好时候，也抓住了机遇。

　　在足协的眼中，福特宝虽是下属公司，但他们责任只是把项目“做好做大”，便于中国足协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当时有媒体曾经戏称：“福特宝多年来，实际上只是负责给足协保证一份盒饭！”然而，这句话的确只能当作一句戏言。事实上，正是福特宝公司把中国之队做到了每年一个亿，足协才能在2004年开始与亚足联开发公司谈判合作的时候，把合作的市场定价为800万美金，而且最后的成交价是1000万美元，合作对象则是瑞士盈方。

　　中超联赛的经营权最初也属于福特宝，主要负责经营事务的是前上海申花俱乐部副总经理瞿郁明，此君后来还成为中超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中超是阎世铎在任期内搞出的一个“形象工程”，时至今日也没人能说出中超与甲A联赛真正的区别所在。但在经营上，没有了外围的商业合作伙伴，与足协纠缠不清的福特宝再一次创造了经营的奇迹。中超元年，西门子以810万欧元拿下总冠名，此外还有恒源祥，佳能，北京现代，盈方，上海文广(电视版权合作商)，正大集团和新浪体育等七家指定赞助商(指定赞助商的最低门槛费是900万人民币)。从这点看，中超元年取得了不少经营上的突破，可惜年底国安罢赛和“七君子”闹革命，赞助商在最后支付赞助金额的时候，打了一些折扣，但俱乐部依然分到了400万(福特宝最初的承诺是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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